》，同時根據夏衍的指令碼，攝製了他的最佳作品《狂流》，表現因國民黨官員翫忽職守而釀成大水災的情景。
誰要是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會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讓·雷諾阿或是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袁牧之的這部影片以充滿愉快、激情和同情的筆調，透過一個流浪的音樂師、一個小理髮匠、一個賣報人，以及幾個年輕的女子和一個妓女的悲喜遭遇，描繪了上海郊區的平民生活。影片嚴厲地抨擊了那些中國富商和實業家，風格極為獨特，而且是典型中國式的，——但受當時日本“新現實主義”
的影響不是不可能的。
和蔡楚生、袁牧之當時齊名的優秀的年輕電影導演還有沈西苓（攝有《鹽潮》、《女性的吶喊》、《十字街頭》——由沈西苓自編自導）；司徒慧敏在《自由神》一片中刻畫了1926—1928年的革命戰爭；孫瑜在《大路》一片中間接地描寫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年輕的作曲家聶耳為《大路》譜寫的歌曲風行一時，以後又在人民軍隊中廣泛流傳。聶耳1934年為《風雲兒女》（許幸之導演）譜寫的另一隻歌曲在各遊擊根據地流唱了十五載，到1950年成為人民中國的國歌。
1937年8月15日，日軍重新在上海登陸，經過激烈的戰鬥，三個月後上海失陷，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從此在遠東開始了。
蔡楚生、司徒慧敏、於伶和另一些電影工作者從上海流亡到香港。在這個英國殖民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