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機制中，天然缺乏了人民與自由的話語要素，故而產生出文化的虛偽，許多時候，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由虛偽文化所粉飾的所謂盛世太平（這種粉飾大多以人民群眾不鬧出很大的事情來作為標準）。而在更早期的唐堯時代，聖賢先祖們以民生為要，治取無為而治天下的方法，所以才使文化之元得以滋長，《詩經》集風、雅、頌於一體，記錄了這個歷史階段質樸、真摯而雋永的文化風尚。傳說那個文化自生時代，文化有著天然的普世之道，曾有傳說記載耕田的老農含脯鼓腹，擊壤而歌：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以自飲，耕田以自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說的就是明君無為，讓老百姓自己覺得很有成就。然而這種自然而生的文化普世很快就隨著戰國之亂而逐漸消亡了，至秦滅六國之後，始皇帝成為了天下敬畏的最高權柄者，在這一意義上，“寡人”的謙稱倒是有了更多相反的意義，而焚書坑儒之舉，則將春秋興起的思想盛世在傾刻間以強權澆滅，從更深遠的影響來看，它幾乎從此弒殺了中國的自由文化歷史。不過幸虧的是，這場文化思想的災難期並不太長，當思想失去作用力的時候，倒是一些魯莽而粗俗計程車兵們挺身出來改變了暴政歷史（指秦未的陳勝吳廣起義）。這就是文化的妙處，反映出文化作為歷史的客觀屬性，同時，也表明文化的非佔有屬性：文化無私，文化亦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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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的開端（2）
如果說，我們在第一章《G點時刻》中所討論的文化思想發祥的種種，一方面既可作為每一個思想個體元初肇始的自然引動，也可以當作人類整體歷史剛剛開始達成對自然宇宙和國家社會的首次認知與闡發，那個時候，人們至多隻會是相互聽說，更多時候，都只是個人觀點的表述，這種表述也可以視作為個體的衝動，同時，則可以觀測到文化本身的客觀普世性。這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屬性，造就了從那時以來的許多偉大者，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了這種文化普世的天賦性。
不過，這種天賦的普世性還是在一個階段中停滯了一個階段，換成歷史學的時間刻度，則是一小會兒。秦之後，楚漢相爭，第一個統一的國家頃刻崩塌，天下大亂，最後由劉邦再度將離散的中國重新收拾起來，這個時期，離秦國滅掉六國的公元前221年已經過去了15年，這樣的時間，足夠一個嬰兒長成為少年了。而就是這樣的一小會兒，一個巨大的漢朝誕生在中國的歷史上，同時，以延續四百年的時長，在這片巨大的東方土地上演繹出中華文化真正普世的開端。這種開端，是以第一個長期並持續獲得穩定的中國來作為其基礎的，中國在這個時候，開始顯示出東方的強大（漢武帝時達到了這一指標的最高峰值），直到現在，中華文化在很多時候都以漢文、漢字和漢學來形容，可見這一普世開端的歷史影響力…由此可見，文化的普世，一方面象徵一個民族開始出現的思想厚積，同時也表明一個民族沉雄莊重的力量，這種力量，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今天和將來，我們都不能不看到。
這就是中國文化大時代開始之際的背景輪廓。而中國，也是第一次使一位漢朝的開國之君看到了一個充滿可能的未來大國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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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復興與國家興起（1）
對於一個泱泱大國的藍圖勾勒是需要想像力的。而這種想像力之源，則需要一個國家的文化來支撐。這種支撐需求，為儒學思想的興起提供了客觀條件（唯一的歷史問題是為什麼僅僅只是儒家興起）。
漢朝的產生，是藉以秦朝在度量衡以及一整套社會制度和一個統一國家的理念作為基石的，因而也為文化的大統一提供了強大的國家支援。以人類的角度來審視文化，一般說來，可以得出當人類自身元氣大傷之時，同時也是文經低迷甚至消亡之際的結論。戰國未期，最早誕生的文化思想漸次被列國征伐所替代，至秦則更是使文化橫遭屠戮了一場，隨即而來，便是長年征戰，所以，僅僅一百年時間，上古中國所建立起的卓越文化就被折騰得所剩無幾了。積累時難耗散太易，今天的年輕人們，從幼兒到大學花去的時間和金錢已是不少，然而要丟掉那些並不容易積累起的文化和知識，卻可能只是幾個月的片刻功夫，這一點，我也是要向亞馬說清楚的。
現在，從先秦的漫長紛爭到一個強權與高度壟斷帝國的建立再至一個新王朝的誕生，漢朝是在一片金戈鐵馬之中到來，這麼一個新興的國家，在歷盡瘡痍之後，一個社會喘息和文化治世的時代也將隨之而來。楚漢相爭之後，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劉邦回省家鄉，就情不自禁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