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漕運是怎麼一回事兒，就能理解道光皇帝此時的心情了。
大家知道，農民要交公糧，過去叫“交皇糧”。說是交糧，實際上，清政府往往要求農民交銀子，但對山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等八個產糧大省則要求農民直接交糧食，什麼糧食呢？一般是大米，然後政府再將這些大米透過大運河北運到北京通州，這叫作漕運，以此解決北方糧食不足和保障百官俸祿、士兵軍餉的發放。嘉慶道光年間，每年運送漕糧四百萬石。
這項“南糧北調”的工程是封建社會的國家大政，號稱“天庾正供”，耗費了驚人的人力、財力。自嘉慶年間起，漕運就已經弊端叢生，為此，讓嘉慶和後來的道光帝傷透了腦筋。傷腦筋的首要原因是運輸成本越來越高。
一般說來，漕運的成本包括五部分：
1、水手的工資、口糧的費用；
2、為保護漕糧而動用軍隊的費用；
3、漕糧的正常損耗；
4、疏浚、維護運河的費用；
5、漕船的建造、維修的費用。
嘉慶以來，有兩個因素致使漕運成本驟增：
首先是生態環境惡化。當時，黃河從江蘇入海，自乾隆晚年以來，黃河對運河形成倒灌之勢，幾次水災，擾亂了運河水系，運河淤塞嚴重，漕船往往擱淺。這樣一來，漕船不能按時抵京，時間一長，水手的口糧、工資，調動軍隊的開支大增；漕糧也更易黴變損耗；為了駛過淺灘，不得不動用上萬縴夫節節拉縴，不僅額外平添了不少開支，而且拉壞了無數漕船，漕船修造的費用也是居高不下。
其次，吏治###也增大了漕運成本。譬如，在漕船修造這個環節上，當時有漕船六千艘以上，規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負責修船的官吏弄虛作假，從###取暴利，僅修船一項，國家每年就要花費上百萬兩白銀。
同時，漕船經過數千裡的運河，要想順利駛抵通州，沿途要交納不少“陋規”。漕運是“天庾正供”，國家嚴禁沿途地方官勒索陋規，但你不交陋規，漕船透過船閘、淺灘的時候，就難以獲得地方的援助，在驗米等環節也會受到刁難。更何況漕丁本身也不清白，所有漕船都不顧國家禁令，私攬客貨，超載嚴重，甚至夾帶違禁品，你不交陋規，你過得去層層關卡嗎？這樣一來，漕糧運到北京，每石米的價格就是南方價格的二三倍了。可見，若僅算經濟賬的話，漕運可謂得不償失。
六、海運皇糧（2）
道光年間，著名詩人龔自珍行抵淮浦（江蘇淮安），聽見縴夫的號子聲此起彼伏，通宵達旦，被攪得難以入睡。循著號子聲來到河畔，一幅壯觀的場面頓時映入他的眼簾，但見篝火燭天，上千縴夫揮汗如雨，喊著發自肺腑的號子，奮力拉挽，將一艘艘漕船拖進船閘。那份艱難，那份苦楚，讓詩人目睹了日漸衰退的國家機器運轉的巨大代價。作為一名政府下級官員，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歉疚之感，於是，渾身顫抖，熱淚橫流，脫口吟唱：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大家會不會有個疑問：清政府為什麼不直接向北方的官員、兵丁發放現金，讓他們自己去市場上買糧呢？其實，這個辦法清政府不是沒想過，但是，當時中國是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國內市場並未形成，少量的需求勉強可以滿足，要是北方的官員、兵丁都到市場上買糧，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糧食可買。所以，即使千難萬險，成本奇高，政府也得保證漕運。因為，那個時候，糧食已經成為戰略資源，這關係到國家機器運轉和北方糧食的安全，漕糧晚到北京幾天，都可能引發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道光繼位五年來，一直為漕運成本過高而煩惱，但是，如今的難題已經不再是成本多高的問題了，漕船都擱淺在運河灘上，一動不動，除非有神仙相助，否則，就只有乾著急的份兒了。當時，每年漕糧在十一月徵完，十二月起運。如今漕糧剛剛起運，就擱淺，關係北方穩定的命脈就被切斷，道光皇帝怎能不急？
大家會不會有一個想法：清政府為何不嘗試陸路運輸，怎麼一門兒心思非走運河不可呢？
中國古代車輛設計十分落後，解決不了四輪車輛的轉向和操控問題，只能設計製造獨輪的人力車或兩輪的畜力車。這種車裝載量很小，加之全國道路十分簡陋，車輪和車身之間沒有減震裝置，透過###極差，速度奇慢。要是這樣運糧，一路上人吃馬喂，恐怕到了北京，一車糧食基本上也就消耗光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