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方式”的改變而付出相關的認識上的代價。這樣，不確定性就會起作用。考慮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注重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是前後左右的聯絡而不是孤立的事物，中國民眾將會計算從德能政治轉到多黨競選將會給他們的生活福祉帶來多大影響。為變化作準備、向新制度過渡以及新制度的實際執行，人人都會算自己的得失賬，形勢就會變得失去確定性了。在這些過程之中，對於所得最多或所失最多的人來說，他們的付出就會超出心理的和認知的範圍了。
在從博弈論的角度探討中國的“虎鬥”文化遺產時，我們得知競選民主的“自發遵守”和“開放參與競爭”已在中國現代史上證明是行不通的。在中國，“開放參與競爭”的選舉過程進行於黨內，而不是在多黨之間。這一“政治文化”論據與“路徑依賴”論據幾乎像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一“政治文化”論據還能說明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之間不會發生戰爭：只有雙方都是“虎”時，才會鬥；若有一方不足以稱“虎”，就鬥不起來。
對於中國沒采取西方的民主制，論據還不只這兩條。假定多數中國人都確信對他們來說，競選民主比德能政治更為有利，這時仍然有一個“集體行動”問題。常識說一個群體內若人人都有共同利益時，則人人都會透過集體行動以實現這些利益。有些人覺得這道理是再明顯不過了，所以他們熱心地提倡在中國推翻現政權以實現民主。這些主張在網際網路上下翻騰了相當久了。不幸的是，似乎明顯的道理又是明顯地錯了。
回想一下感恩節故事中談過的“搭便車”問題。一方面，有些人提議用暴力實現政治變革，這需要付出巨大的組織費用；另一方面，有些人覺得可以從這一變化獲利，但卻指望別的人來承受那種代價，也就是指望別人開車而他們則搭便車。曼庫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只有當集體行動只給其積極參加者提供好處時，人們才不會想“搭便車”。倘若沒有人能阻止搭便車，而且他們分得一份好處也不會損害他人利益，那麼這些人自然會想“搭便車”了。因此，即使有大批人有共同利益，也仍然需要有具體的或特別的刺激因素來激發大家參加集體行動，否則集體很可能仍舊行動不起來。
奧爾森的洞見還不只於此。若想在中國實施暴力政治變革，那就必定會牽涉到大量的人。但策劃集體行動時，大批的人會面臨較高的費用（代價隨規模遞增；而且行動者個人代價隨規模而比例遞增），而人數少會面臨較低的費用。此外，與人們為成功的集體行動可能要付出的代價相比，這大批人當中個人所得到的人均利益較小（利益隨規模而比例遞減）。人數少的集體行動不僅會面臨較低的費用，而且行動者得到的人均利益較高。。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中國不會採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3）
總之，若是多數參加者沒有強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那麼，共同利益也保證不了成功的集體行動。而且，即使有強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但若組織代價太高，仍然保證不了成功。1644年，當滿族人越過長城佔領中原時，滿族人口大約只有200萬人，而漢族人口當時已有億多人，比滿族人多60倍。漢人應抵抗滿人入侵，這利益刺激顯然強烈，但仍然未能阻止滿人的入侵。1937—1945年的中日戰爭亦是如此，因為當時的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集體行動的邏輯，包括“搭便車”、“代價隨規模而比例遞增”和“利益隨規模而比例遞減”，過去起作用，現在同樣起作用。同時，說大多數中國人都希望競選民主，這本身就很不確定的。過去30年的經濟迅速發展（見本書前幾章）帶來了實在的利益，而競選民主會有什麼結果還說不準，這就跟“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樣有說服力。
是否有可能在現政權內部以較小代價實現民主變革，就如同上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在蘇聯以及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在臺灣地區所做的那樣？當“外部方式”看來行不通時，“內部方式”顯得很吸引人。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公開性”促成了葉利欽的上臺。當葉利欽1991年6月當選俄羅斯總統後，俄羅斯這個蘇聯的最大共和國就變得即使聯盟瓦解，俄羅斯也可以獨立存在。1991年8月強硬派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失敗，加快了蘇聯的崩潰。內部的競爭勢力導致了俄羅斯的民主制，而臺灣地區與此相似，執政的國民黨勢力減弱和###勢力增強，促成了臺灣地區的民主制。李登輝這個臺灣本地人1988年上臺後，民進黨打著主張民主和主張獨立的旗號登上了政治舞臺。李登輝本人被廣泛認為是主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