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Steagall Act）規定金融業實施分業經營，銀行不允許從事證券業，國會於1998年把它廢除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權也被國會同時廢除。安然事件後，國會曾在2002年透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該法案對上市公司和證券業提出了嚴苛的監管要求，但經過多次修訂，監管要求都放寬了。
其實，主要的責任確實並不在於哪一個人或哪一項政策，甚至也不在於哪一個政府機構，而在於幾乎每個人都視為絕對真理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信條。華盛頓長期以來的普遍的態度是：“市場永遠知道什麼是最好的”，“私人監管在限制額外的風險負擔方面比政府監管更為優越”，等等。除了格林斯潘之外，多數當政者和一般選民都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堅定支持者，他們堅信市場“無形之手”的力量，反對政府幹預市場運作，以至於當格林斯潘強調金融衍生品是很好的控制市場風險的工具時，國會中多數的議員也樂於認同，少數有顧慮者也不敢挑戰自由市場的神明，以免被視為無知或異端。證券化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的嚴重不對稱由此擴大。
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2）
正是在這種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的主導下，一般的美國人根本不可能認識到，在幾十年來不斷擴充套件的“沒有控股股東的公司”那裡，“市場經濟的行為者比監管機構更清楚並更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的信條已經沒有任何制度保障。難怪這些公司的管理者敢於追逐風險，敢於追逐短期利益，敢於設計和實施自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報酬制度（甚至於報酬與業績毫不相干）。因為問題已經不在於追逐什麼，而在於這種濫用權力的追逐已經不受到“存在控股股東的公司”那樣有效的制度約束。在這類公司已經普遍存在的情況下，股東“用腳投票”賣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也就毫無實際意義，因為賣股後下一家投資物件仍可能是這類公司。濫用權力成了巴菲特所說的“制度衝動”（institutional imperative），而且這種制度狀態在現實中已經是一般而不是例外。這就是為什麼證券評級公司會不顧長遠的信譽而喪失中立，這就是為什麼投資銀行會不顧名聲而在證券承銷和證券評級上自賣自誇，而市場機制的迷信者還津津樂道於“顧及名聲”是最有力的市場制約呢。當這種制度現實成為當局者的盲點時，政府管制就被簡單地等同於家長制和父愛主義，放松管制就是必然的制度選擇。
在自由市場的思維習性和群龍無首的公司結構之外，樂於冒險的民族氣質也是廣義的制度含義中的另一層面。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崩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對沖基金聘請了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拉斯（Myron S。 Scholes）和莫頓（Robert C。 Merton ），並利用他們的至今仍被廣為運用和“聲討”的期權模型，在受政府管制較少的對沖基金中炒作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品。可是智者千慮，當他們賭各國政府債券的價值趨同時，怎麼也沒想到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俄羅斯會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中違約而無法兌現其政府債券。驚恐萬分的投資者拋售日本和歐洲債券以購買美國國債，結果該對沖基金損失慘重，成為一個“大機率的小贏利事件發展成小機率的大損失事件”的典型案例。加上其他失誤，整個原本多年來年贏利40％以上的公司危在旦夕，以至於格林斯潘不得不糾集一批華爾街的大公司進行聯合拯救。後來格林斯潘告訴國會，如果他不及時行動，美國的整個金融體系就會因連鎖反應而處於危險之中。不幸的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這個來自放松管制的“負外部效應”的重大案例中吸取教訓，而是變相地鼓勵金融機構冒更大的金融風險和冒更多的“道德風險”，反正一有大麻煩聯邦政府一般不會袖手旁觀，而這正是2008年所發生的。除了以上所述的案例外，許多非銀行金融公司都紛紛透過低價購買小儲貸銀行，以便獲得聯邦政府救助的資格。有人還強烈批評政府對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坐視不管，釀成連鎖慘劇。這時，美國人早已淡忘了他們在批評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時的“熱情”，中國的情形是有問題，但另一極端的情形對深懷自由主義道德優越感的美國人來說則更具悲劇效果。 txt小說上傳分享
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3）
難道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和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自由選擇”真有問題嗎？以個人主義和自由自主為天性的美國人當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