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輕易改變信仰。這就是為什麼在2008年11月的20國峰會上小布什仍不忘大談自由市場的老調，這也是為什麼新當選的奧巴馬總統不可能從放松管制走回多遠的原因。
可問題是，個人自利在透過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意外地導向社會公利的同時，也可能有意無意地製造社會公害，而且，也並非所有的社會公利都可以透過狹義的個人自利而獲得。本書第四章討論的“公有的悲劇”曾使許多人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因而也是解決濫用公產悲劇的前提。然而，如果只侷限於產權界定和解決濫用公產而不看更廣闊的制度背景，我們就會忽視本書第一章提到的“非公有的悲劇”中由於過細的專利保護而產生的創新受阻和私產使用不足的情形。這意味著，產權組合的內涵（the content of property bundles）同產權界定的明晰一樣重要。
不過，更深的含義是，在“公有的悲劇”和“非公有的悲劇”中，“無形之手”之所以是無形的，原因恰恰是市場之手根本就不存在於其中，而市場之手不存在於其中的原因則是：市場過程和價格機制僅僅是人類更為廣闊的社會交往的一個部分。人類的社會交往中有太多的事例無法明碼標價從而市場化，而且即便能明碼標價，市場交易也會由於交易費用太高而無法發生。不管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存不存在，社會博弈的“無形之腦”卻無時不在。實際上，“無形之手”僅僅是“無形之腦”這個更大的遊戲裡的子游戲，因為並非所有的社會交往都以明確界定的權利為基礎，或能夠明確地經由自願的貨幣交換；甚至在權利明確的場合，如上文提到的“沒有控股股東的公司”和“過細的專利保護”，由於“產權組合內涵”的獨特性質，個人“侷限下的最大利益”就是透過社會博弈的“無形之腦”而不是市場交易的“無形之手”來實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市場失靈”的含義取決於如何定義市場本身。如果產權界定和自願交易是市場價格機制的前提，那麼，在產權界定不存在（如對沖基金的損失引發的“負外部效應”）或自願交易不存在（如“沒有控股股東的公司”中的權力濫用或股東“被迫自願”）的情況下，市場就不存在，“市場失靈”也無從論起，存在的是“制度失靈”。而如果政府對這種傳統理論認為是“市場失靈”的“制度失靈”聽之任之，那便是更大的“制度失靈”。在美國，個人主義和自由自主的民族特性天生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相伴。市場原教旨的謬誤不僅在於在否認“市場失靈”的同時看不到“制度失靈”，也在於把市場自發原理當成人類可以走出無政府狀態的機制，而根本不顧市場制度依賴於國家制度的歷史事實。
由此看來，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只是一場制度文化危機，是個人自主的民族特徵、自由市場的思維習性、群龍無首的公司結構和樂於冒險的文化氣質的危機，是美國對自己的制度文化缺乏徹底反思的危機，甚至還是美國人對自己的制度文化不可能有充分的自我意識的危機。都說不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可是，即便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仍無法保證不重蹈覆轍，因為歷史並不是隨機地重複著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種種歷史重複的主要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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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制度性崛起”（1）
由於銀行管制和外匯管制制度的存在，中國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同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一樣，沒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影響。中國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從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的管制仍然比較嚴格，故在購買了次級按揭貸款的6家銀行機構中（中國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和中信銀行等），由於投資規模不大，次級債虧損比歐洲的銀行要少得多。另外，中國的外匯儲備已接近兩萬億美元，家庭和政府的負債水平都很低（分別佔GDP的13％和33％），銀行的資本和流動性都很充足（貸款—存款比率僅為65％），故家庭和政府仍具有較強的抵禦外界衝擊的能力。
但是，由於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國出口產品對歐美市場的依賴，歐美金融危機引致的經濟衰退必然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實際上，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情況相似，自2007年9月以後，中國出口月度實際增長率已經下降，2008年一開始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也減緩。廣東的東莞和浙江的溫州等不少地方，都已經出現了公司倒閉和工廠不同程度的停產和半停產，廣交會上的訂單也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