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到順治皇帝去世時，天下的治理還遠遠沒有達到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程度。多爾袞入關後，確曾實施過一些善政，用當時人們的說法形容，就是解天下於倒懸，令多年備受荼毒的人民“立有樂生之心”，就是說，災難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願望。但是，從多爾袞攝政到福臨親政的十八年間，也實行過一些真正的暴行惡政，成為人們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為歷史所詬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惡政惡法，還有初露端倪的大規模文字獄與政治迫害。
圈地從多爾袞入關之後的當年十二月份就開始了，目的是將京畿地區即北京周邊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區的無主荒地清理出來，安置入關後的八旗將士。當時，這一帶地方有大片土地為明朝皇室、藩王、勳貴、太監們所兼併，經過戰亂，許多變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將士似乎也無可厚非。
玄燁親政（2）
然而，圈地令下達後，在執行過程中卻演變得一塌糊塗，成了事實上無代價掠奪當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實的惡政。圈地所到之處，原來的主人立即被驅逐出去，房產田地被無償佔有，甚至妻子兒女都有被強行留下為奴為僕為妾的。當時，中央政府下令，為了保證滿、漢民眾不至於發生糾紛，要將他們的居住地分開來，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務必根據土地質量，給那些土地被圈給滿人的漢人以補償。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口惠而實不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區大批人口流離失所。一時間，各種史籍中，充滿了當地人民背井離鄉、逃荒要飯、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記載。
與此相關聯的，則是產生了一個怪怪的社會現象：投充。
所謂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願投到滿人門下充當奴僕。這種現象在當時的京畿地區曾經大量出現。中央政府聽之任之，多爾袞甚至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為貧民衣食開一條生路”。實際上，願意給人做奴做僕的天生賤骨頭應該不是很多，這種反常現象一定是因為迫不得已才會發生，和漢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有關，和八旗軍兵的威勢脅迫有關，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賦稅有關。因為投充為奴之後，這種徭役賦稅就可以豁免，至於其定額是否轉嫁到別人頭上，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因此，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漢人不得不給滿人種地、做奴做僕和當差納稅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項名聲很壞的惡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爾哈赤的後金時期，女真人就曾經以暴力將大量漢族自由民轉變為自己的奴隸。因此，這些奴隸的逃亡，也就成為困擾後金政權與大清朝的一個大麻煩。當年皇太極出兵朝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朝鮮把大批逃亡漢人交還給明朝，不肯將他們遣返後金。如今，這種逃人現象愈演愈烈。順治初年，甚至幾個月間就有數萬人逃走。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極為嚴酷的逃人法。並在兵部裡設定一位副部長，組成龐大機構專門緝捕逃人。
該法令的主旨在於保護滿族人的財產不受損失，因此，就將懲罰重點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這些人不但自己會失去性命，就連左鄰右舍的十戶人家也都要被牽連同坐。
大清朝冊封的四大漢族異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經收留了一批漢族逃人，結果被發現，最後，這位為大清朝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王爺不得不自殺謝罪。廣西巡撫，相當於今天省長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結果，這位省長被處死，家產全部沒收。
當時，有一些滿、漢流氓勾結起來，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實人家，然後，再以檢舉揭發相威脅，以敲詐錢財。史書記載說，為此而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並且，花樣翻新，到了令人防不勝防的地步。一些絕望的逃人，也在走投無路之際，選擇了自殺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書記載說：“八旗家丁上報的自殺人數每年都不少於兩千人。”（《清史稿》列傳五十，朱之弼）。同年，親政後的康熙皇帝曾經對這些旗人家中屢屢發生的奴僕投水、自縊事件發出過譴責和警告（《清聖祖實錄》卷三十）。
順治年間，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監察官員，上書皇帝，認為逃人現象有“七可痛心”，建議國家改變一味的嚴刑峻法。他說得精闢而微，充滿了憂國憂民的一片赤誠。誰知，經過滿清諸王貝勒討論，竟認為李裀雖然是監察官員，應該允許他發表意見，他所說的一切，按照法律也無罪，但他說的“七可痛心”卻情由可惡，因此，應該處死。就是說，法律這玩意兒，必須服從權貴們的感覺。他們也知道這種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聲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