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選擇了利益，然後，企圖以強力來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為這樣一來，不光彩就會變成光彩了。孰不知，如此一來，事情只會變得更糟，不光彩也變成了加倍的醜惡。並且，留下了極深的隱患。最後，皇上開恩，將他痛打一頓，然後，流放到了令人談而色變的寧古塔。第二年，這位忠心耿耿的監察官員就死在了那裡。
玄燁親政（3）
細細追究起來，這些惡政之所以沒有引發全國性的反抗浪潮，大約和基本侷限在京畿地區有關，就全國的情形看，似乎面積沒有那麼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沒有那麼多而已。
這些惡政惡法和惡劣行徑，在當時中央政府釋出的政令中，曾經被解釋成入關之初的不得不為之舉。然而，一直沒有可能受到諒解，也一直受到抨擊，成為大清朝聲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難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學者為此辯護。這些學者不但認為這是不得不為之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還用明朝皇室大規模兼併土地作為依據，認為兩相比較起來，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這就太過分了。
惡政就是惡政，有理由也並不能改變其惡的性質，有理由也無法令惡政變成善舉。如果一個人做了一百件惡事，另一個人做了十件，難道就可以由此認定，與那一百件比較起來，這十件已經不能算是惡事了嗎？難道曾經有人做過一百件惡行，就可以構成另一個人做十件惡行的理由嗎？學者的良知在於應用人類普世價值，揭露惡行產生的根源，而不是為其尋找理由，更不能為其辯護。
這些惡形惡狀惡聲惡氣的惡政惡法，毫無疑問屬於令人髮指的暴政，應該受到永久的詛咒。事實上，在當時，這些惡政就已經變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導火索，並引發了康熙皇帝與輔政大臣之間的激烈衝突。
玄燁繼位之後，每次臨朝，他都會坐在高高的御座龍椅上，在不絕於耳的“萬歲”聲中，俯視著趴在地上叩頭的文武百官。那時，他既不能理解那些軍國大政，也很難參與其討論決策。他一般只是在禮儀官員的輔導下，主持各種禮儀性活動而已。所有政務全部由他父親指定的四位輔政大臣，請示祖母孝莊太皇太后裁決。他只是個掛名的見習皇帝。
順治皇帝的遺詔中，對大清祖制有兩項重大改變。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繼承人，廢除了諸王貝勒大臣推舉後繼皇帝的制度。這一制度，始自努爾哈赤時代，在皇太極時繼續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後的福臨手中，終成歷史。其二，將皇室直系血親諸王貝勒輔政，改為由八旗重臣輔政。這是一個極大的改變。諸王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眾臣不管立過多麼巨大的功勳、具有多麼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這個改變意味著，從此以後，國家大事要由奴才們去主持，而主子們只能站在一邊看著了。就這樣，入關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學習與效仿的整個過程，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學生。
努爾哈赤制定的八和碩貝勒共“柄”國政制度，在皇太極手中變成諸王貝勒共“議”國政，如今，在福臨這裡，則變成了皇室宗親、諸王貝勒共“看”國政。他們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力基本被剝奪殆盡。當年，在大清崛起過程中，發揮過絕大作用的貴族共和體制，現在，大體上只剩下了一個淡淡的、令人憂傷的影子。
這個改變，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教訓。其潛臺詞不言而喻：讓那些血緣關係最近的親戚們，離皇位最好遠一點，免得招惹他們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馬當中，再衝出一匹多爾袞式黑馬來的話，他們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國皇家的神經敏感而脆弱，需要細心呵護，遠沒有一眼看上去那麼堅強。
另外一個潛臺詞可能就是一個如意算盤了。這種安排的設計者大約認為，這些輔政大臣終究都是奴才，諸王貝勒們則永遠都是主子。奴才們撅著屁股幹活兒，主子們在邊上看著。奴才不敢亂來，而主子又不累，豈不是天經地義、一拍兩好？其實，這真的是一相情願。在當時，這絕對是一個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變。後來，親政後的康熙小皇帝艱辛地對付滿朝亂局時，沒有一個親王、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幫子小孩子，開玩笑似的拿下鰲拜，應該就是這種情形的邏輯後果。
史書記載說，順治皇帝的遺詔釋出後，首席輔政大臣索尼立即帶領其他三位輔政大臣，跪拜在諸王貝勒面前說：“國家大事，從來都是隻有皇室宗親才能協助處理，我們只是些異姓臣子，哪裡能夠擔得起？還是請諸王貝勒爺一起分擔的好。”諸王貝勒的回答簡單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