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的機會減小到最少，遇到這種情況，胡佛會用上自己的記事簿，確保將自己的意見完整而簡潔地表達出來。
胡佛有著類似於大象般的記憶。對那些他認為是“暗算”他本人或聯邦調查局的行為，他絕不會忘記或饒恕。他曾經和我談過這種事情：“這取決於是發自內心還是頭腦發熱而為之。”他會痛斥不實的指責，而一旦確信它的確是判斷錯誤或是莽撞之舉，他就會予以原諒。對於他認為是心懷惡意的攻擊，他決不寬恕。
胡佛有一些個人癖性，他周圍的人只能學著適應它們。比如，他不能容忍辦事拖沓。局外人還能指望預約某日某時會面，並如期受到接見。而特工們要想見他，往往就安排在無期限的“約見表”上。胡佛會在自己方便的時候見他們，這全靠他們呆在聯邦調查局總部某個電話旁隨時候命。為了保證不錯過接見機會，特工們要趕在局長前面來到辦公室，在他進午餐時吃點東西，然後繼續等著，一直等到他晚上離開後才結束守夜。這種隨時候命的警覺狀態會持續數天。有位地方分局探員在胡佛召見他時沒能及時趕到。面對那位年輕人的解釋和道歉，局長無動於衷，指示對其不予提升。他後來氣消了，就將這位年輕人重新推上了晉升之途。
終其一生，他都是樂觀、機敏和富於活力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他對自己的精心照顧。他每年進行一次身體檢查，每天早晨由聯邦調查局醫務處護士長瓦萊麗·斯圖爾特給他注射一次維生素。他緊跟醫學發展的步伐，我記得他有幾次提到自己讀過的與這方面有關文章。他堅持讓我每天吃一根香蕉來補充鉀，他向我保證，這“對你的心臟有好處”。
在與聯邦調查局官員的談話中，胡佛言辭犀利，直奔主題。但是，一旦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有時會擱下手頭的工作和我聊些其他的事情。他特別擔心他最親密的朋友兼同事克萊德·托爾森的健康問題，並且經常與我討論這件事。他有一次告訴我，他建議在托爾森辦公室一角架個吊袋，這樣當他感到緊張和需要擺脫挫折感時就可以擊打它。“夜裡離開辦公室時，我可以把問題留在身後。托爾森不能，他需要擺脫精神緊張。”
與婦女和孩子們呆在一起時，他總是顯得和藹可親。對於婦女而言，其特工丈夫會在週年紀念或因工作突出而受到局長的祝賀，當她們與丈夫一道受到局長的接見時，她們都會滿面春光地離開他的辦公室。在我為聯邦調查局服務滿二十五和三十週年之際，我妻子奧德麗都陪我在胡佛辦公室拍照留念過。在這兩次接見中，他都揹著我對我大加讚賞。1971年10月，在“原聯邦調查局探員協會”銀婚紀念舞宴來臨之際，奧德麗和我參加一個私人招待會，胡佛吻了吻她的面頰，然後說道：“你丈夫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當時司法部長的妻子瑪莎·米切爾也為胡佛的魅力所折服。（她將他稱作“傑德加”。）應她的邀請，胡佛於1971年5月在美國女記者俱樂部公開拋頭露面，這是相當罕見的。她在做介紹時，為讚頌胡佛多年的工作，米切爾俏皮地說：“你看到一個聯邦調查局局長時，你就看到了他們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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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遺產（4）
《生活》雜誌封面漫畫將胡佛繪成了羅馬皇帝，他為穿著普通衣服拋頭露面而深表歉意。他補充說：“很抱歉，我的官袍沒及時從洗衣店取回來。”
在聯邦調查局官員和駐外聯絡代表的非正式###上，我經常聽到胡佛的講話，他那即興發揮的才智和侃侃而談的話語總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後來得知，像其他著名人物，包括諸如鮑勃·霍普這樣的喜劇演員一樣，這些即興演講都是經過精心準備的，他要將它們牢牢記住，以便進行“即席而發”的演講。
有傳言說，胡佛是一名同性戀者。這些誹謗之辭的根據是他習以為常的單身生活和他與克萊德·托爾森的密切交往。紐約一家報紙多年來一直緊盯著胡佛，它曾派出記者“證實”這種指責。它最終兩手空空地放棄了這種報道題材，並稱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威脅。我從來沒聽過有諸如此類的任何威脅，我也從未見到胡佛有同性戀傾向的任何跡象。就我所知，我在聯邦調查局的所有同事都不知道這種事情。胡佛娶了他的工作。聯邦調查局和他的家是他全部興趣所在。他本可以全薪退休，但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他和托爾森確實有著密切的交往。他們白天經常在一起商討事情，並且總是在一起共進午餐，五月花酒店是他們最常去的地方。星期三他們會在托爾森的公寓裡進晚餐，而星期五則在胡佛家中。他們唯一的墮落之處是在逢馬開賽的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