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知道，沙飛是在患病期間由於精神上失控，槍殺了為他治病的日本共產黨員醫生。由於外國醫生是來幫助中國革命的，因此殺害日本醫生的負面影響無法消除，所以沙飛在1950年1月10日被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死刑。年僅38歲。一位當年目睹這一幕的女兵告訴了沙飛的孩子們，情景是這樣的：
1950年3月4日的清晨，石家莊郊外的荒野上，一箇中年人身穿沒有領章帽徽的新軍裝，他低著頭，揹著手，步履堅定，神態自若。一個持槍的軍人對他打了立正，並無限深情、無限惋惜地向他敬了個軍禮，然後無奈地舉起了槍，中年人應聲倒地。被槍決的和執行槍決的都是解放軍軍人，而前者竟是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偉大先驅—38歲的沙飛。
兩個軍人走過去，慢慢地將沙飛的屍體翻過來，用紗布擦乾淨他頭上的血跡與黃土，正了正他的軍帽，整了整他的軍服，在新做好的棺材中鋪上一條綠軍毯，然後輕輕地把他抬入棺內。第二天那裡隆起了一座黃土新墳，墓前插著一塊木牌，上書“沙飛之墓”。
今天看來，將資歷、作品、才氣綜合到一起考慮，沙飛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革命攝影的奠基人”。他早在1936年就因報道魯迅逝世前後這一重大事件而聞名於中國文化界。1937年他參加八路軍，在中國首先倡導攝影是暴露現實、幫助人理解自己、改造社會的最有力武器這一先進觀點。他短暫的一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大量的珍貴照片。
1950年1月10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沙飛死刑。原因是沙飛在住院治療期間患了精神病，在不能自控的前提下槍殺了為他治病的日本共產黨員醫生。由於這一事件，致使沙飛在中國革命史上的位置非常尷尬，直至1986年北京軍區軍事法院撤銷了當年的判決，認為沙飛在精神病狀態下不應負那樣的刑事責任。
沙飛去世半個多世紀了，他的孩子們整理了許多資料。沙飛的女兒王雁的回憶，讓我們得以更多地瞭解這位很有激情的革命者的經歷。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親在石家莊告別人生時，帶走的惟一東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攝的魯迅生前最後的留影及其葬禮的十幾張照片底片。
沙飛於1912年5月5日出生於廣州，原名司徒傳，祖籍廣東開平。他高小畢業後考入廣東省無線電學校，同時還考入廣州育才英文學校。他喜歡文學，愛讀魯迅的小說、郭沫若的詩。
1926年沙飛在無線電學校畢業，時年14歲。北伐前夜的廣州，掀起反帝愛國熱潮。少年沙飛深受影響，他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臺報務員。
1932年初，20歲的沙飛到汕頭電臺當特級報務員，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穩、收入高，業餘時間喜歡看文學作品，他把能買到的魯迅的書全看完了。他思想活躍、敏銳，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
為蜜月旅行買的照相機，使沙飛對攝影產生了興趣，他努力鑽研。當他的目光轉向社會底層時，開始拍攝富有人道主義的照片。
1935年6月沙飛以別名司徒懷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飛拿回家一本外國畫報給妻子看。有幾幅照片，是關於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訪薩拉熱窩時，被塞爾維亞族一青年用手槍打死的場景，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沙飛激動地對妻子說，當時一個攝影記者的照相機一直開啟著，保持隨時可以拍攝的狀態，他拍下了這歷史的場面。我要當攝影記者，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
1936年9月沙飛考取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回全國木刻展覽會上，沙飛見到魯迅先生併為之拍攝。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沙飛的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裡》。文中寫道：“……最後的一天—10月8日，十二時半，我去食客飯，飯後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後，現在還未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地在批評作品的好壞。他活像一位母親，年輕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圍起來，細聽他的話，我也快樂極了，乘機偷偷地拍了一個照片。不久昨天來過的那個女記者和兩位美國人一同來選畫，她早已認得魯迅的，一見面就很親熱地握手，然後再坐下來談話，這時我又焦急起來了，站到他們的對方又偷攝了這一幕，因為是難得的機會啊。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予人們一個極親的印象。”
沖洗放大後，沙飛把自己拍攝的照片寄給魯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