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幣”的“逆遛”。而遛出來的結果，正如一首詩中所說的那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競技場上，遊戲規則、理論依據和價值觀念等一切，那時候還沒有設定的權威，所有參與者都只是“驢馬未辨”的“匿名少數”，都在等待著現實困難的篩選。
作為“發於畎畝之中”的鄉鎮企業經理，樓忠福不滿足於只賺幾個錢。他能夠看到自己和企業的短處，並努力提升自己和自己經營的企業，顯然已經超越滿足於溫飽和求安穩的心態。不過要把東陽三建這艘“木筏”變成可抗風浪的建築巨輪，樓忠福還必須躍過現實深闊的“檀溪”。
他知道投資裝置的風險、得失和難處，但他更從實際經營中看到嚴峻的現實——憑公司目前簡陋的裝置根本承攬不到難度稍高的工程，即使能夠承攬也無法按質量要求完成。所以他橫下決心以貸款來為公司添置裝置。裝置投資意味著當年利潤的減少，很多朋友都認為他這樣做是損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看到的並不是一時的得失。他跟朋友說：“一個人有多大的胸懷，就做多大的事業。不抓裝置投資今天沒飯吃，不抓人才培訓明天沒有飯吃。企業要發展，就要有積累，利潤不能都分光吃光，否則誰都吃不長。”
在貸款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動用了所有辦法，在1985年內籌措了160萬元購買機械裝置，包括貨車、拖拉機、攪拌機、捲揚機。160萬元在1985年的中國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當年東陽的國內生產總值才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665元，機關和國營單位職工的人均年工資才1148元，集體單位職工人均年工資不到800元。那時候絕大多數上班族每月的工資都在100元以內，能夠拿到100元工資的已經屬鳳毛麟角了。“萬元戶”在當時算是中國的“頂級富豪”。
這筆投資在當時浙江的建築界堪稱壯舉，因為這筆投資比東陽三建在1985年的利潤還多，比公司過去十年的投資總和還多。當時浙江的國有建築企業都很少敢這麼做，那些國有企業的經理都感嘆樓忠福的魄力和膽量，因為一下子投入這麼多錢購買裝置國有企業可是要開很多會議、作很多請示才能辦到的。但樓忠福說：“我是農民，你們是機關幹部。我沒有什麼好怕的，你們頭上有烏紗帽。”★
這次投資壯舉的回報效果十分明顯，1985年東陽三建的產值從上年的950萬元增加到1691萬元，利潤從上年的67萬元增加到139萬元。
頭一年經營的成功讓樓忠福投資裝置的決心更堅定，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他又投入了800多萬元添置機械裝置，使東陽三建公司的機械裝置在數量上超過1000臺，在數量、技術含量和種類方面，都超過同等級別企業，一下子把競爭力的差距拉開。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物資仍然非常短缺，建築企業的生產還都相當粗放，裝置也相當簡單，鄉鎮建築企業更是如此。如果把那時候鄉鎮建築企業比喻成狼群的話，那麼裝置實力已經大大增強的東陽三建，此時顯然正在長出更鋒利有力的鋼爪。按照經濟學原理，資源在最稀缺的地方發揮最大的效用，東陽三建在當時建築市場中的優勢，顯然不再是一種“數量型的優勢”，而是一種“秩序型的優勢”。這種優勢，更像草原的狼群中突然“異化”出一頭獅子，把原來的秩序都改變了。
當然“鋼爪”只是東陽三建的硬體，要讓硬體能夠運轉起來還需要“軟體”升級——這就涉及人才和知識。樓忠福在公司大會上曾明確說過：“不抓好質量，今天就沒有飯吃，不抓好智力投資和技術培訓，明天就沒有飯吃，企業就是短命的。”
沒有專業知識就沒有建築工程的質量保證，這是個眼前的問題，而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所以，樓忠福只有厚禮誠心地從國有企業中請“諸葛亮”了。人才短缺不是樓忠福單獨遇到的問題，這是當時中國，特別是江蘇浙江一帶，所有鄉鎮和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鄉鎮企業從國有企業“借腦”的舉動，在解決鄉鎮企業的發展障礙的同時，無意中又帶出了中國另一幕影響深遠的變化。
儘管那時候中國整體處於人才和知識都比較短缺的狀況，但是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思想仍然在國有企業中延續著，國有企業中的專家還沒有體會到知識的市場價值。但正是許許多多類似東陽三建這樣的鄉鎮企業的興起，才逐漸改變了國有經濟的這個傳統，大批國有企業中的專家被鄉鎮企業厚禮重金請去當顧問，成了當時一道流行的景象。他們的專業知識，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