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班子對個人性格的制約。胡漢民提倡樸素、簡易的民風。當時要地北方將士出文告，由總統府秘書雷鐵厓撰稿。胡漢民認為他用詞艱深，就說，這個是要讓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穀一樣是非常普通的東西，而不能是罕見的山珍海味。於是否定了他的文稿，讓另一個秘書任鴻雋重擬。雷鐵厓非常憤怒，拂袖而去。並有詩句說，八年革命黨，半月秘書官。胡漢民認為這是名士氣太重，很難做好行政工作。
關於這件事情雷鐵厓另有說法。雷先生也是老同盟會員，資格幾乎不在胡漢民之下。
關於這段時間的秘書工作，胡漢民說，張謇推薦了十幾個人來總統府做秘書，胡漢民一個也沒錄用，於是張謇就在上海一帶揚言說，胡漢民善於攬權，好像一個第二總統。當時汪精衛說，他們罵你，等於是讚揚你非常負責呢。
張發奎對胡漢民的看法深透入骨，“學問淵博，責任心強，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簡樸，但他心胸狹窄，沒有孫總理的氣度”。
至於汪精衛，“軟弱無能，作為行政院長，他本身沒有主意，不敢對蔣先生進言，卻又官氣十足，忘了他從前的理想”。到了抗戰民族危急之時，他還“把自己對蔣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義之上了”。
“汪氏一去，國民黨的分裂遂無法避免，而分共清黨也就勢在必行。後來我見到蔣總司令，便問他說，汪先生為什麼一定要赴漢口。蔣說：“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李宗仁*》上卷）
“蔣氏此話，頗能得到我們的同情。其實，汪氏堅持赴漢的是非問題，頗難定論。汪氏此去，顯然是有嫌於蔣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瞭解甚深，絕非我輩外人所可臆測……今幸北伐勝利，武漢中央請他回國復職，正是千載良機，他自當速去武漢。他和蔣氏鬥法很久，吃虧已多，現在在上海一無憑藉，自然不敢和蔣氏盤桓。俗語說，給蛇咬過的人，看到草繩也害怕，正是汪氏這時的心理。汪氏武漢之行，既有其箇中玄妙，不足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們這批赤膽忠心，希望黨內團結，完成革命的同志。我們誠心誠意地希望汪氏出來領導，而他卻澆了我們一頭冷水，未免太失望了。”（《李宗仁*》第32章）
李宗仁此種看法，多少暴露汪精衛性格弱點，只適合在幕僚地位輔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域性。問題是中山先生辭世後，汪氏心理卻已膨脹，個性、智力和時勢、他人形成劇烈拉扯，他的悲劇也就到來了。
偽政權時代，被周佛海等人先撥弄、後播弄，實在是有苦說不出。硬著頭皮去做，往往事與願違。一切都是那麼的勉強、支絀。所以汪晚年要說：“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何處不怨尤。”
若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之屬，當中山先生去世後，他們誰也不服誰，各有所長，智慧無法像孫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無法像孫先生那樣涵容服人。幾個便打殺開來，而蔣先生以權謀手腕領先，其餘便各個分化，至汪投敵，意氣成分很多。唐德剛先生的《書緣與人緣》，對汪兆銘有一大處把握的總評：“汪精衛這個大漢奸，他在中國歷史上的罪惡是道德大於政治的。其實他的偽政權並未做太多的壞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國大陸徵兵前往南洋作戰，且不無可記者。汪氏之劣跡，是他破壞了民族道德——他不該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於抗戰最艱苦階段，謬聽老婆之言，反身投敵……他們一旦投敵，乃把我們這個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當時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適；而人類渣滓的漢奸，則個個手舞足蹈，理直氣壯起來。汪氏在歷史上的罪惡，莫有大於此者。”（廣西師範大學版《書緣與人緣》118頁）
大木百尋滄海萬仞：時代巨人及其幕僚（8）
作為幕僚助手，胡漢民等人固為一代精英。但他們畢竟在孫先生身邊工作，較之孫先生的超常睿智，他們的事功就大為遜色。孫先生的謀略，是從大處著眼，以總的關節來帶動諸般細節，而不是在個人意氣上運用功夫，斯於大局無補。
因為營救汪精衛一事，孫先生就批評了胡漢民等人。
那時汪精衛因刺殺案被捕。同志悲哽，於是胡漢民、陳璧君、黎仲實等放棄革命軍事運作，派人進北京，或以金錢疏通，或謀劫獄，想將汪精衛從牢獄中予以搭救。
孫先生就在馬來西亞西北部的檳榔嶼秘密會議前，批評了他們。先生說：“餘對於革命職責，斷不容憂傷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軍，即所以救精衛也。夫謀殺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國歷史亦無前例，況於滿洲？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