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精神痛苦者，反而是一班年輕的報人，他們多是孫先生的幕僚和助手，當時在黨中地位不是很高。
戴季陶讚揚陳其美剛毅、堅韌，他更推崇朱執信的崇高、純潔。二次革命流寓日本期間，他和陳其美是中山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因為孫中山原來的高階助手黃興、胡漢民等不是情緒低落就是意見有分歧，或者心灰意冷，甚至有見異思遷倒向北洋軍閥的，這樣戴季陶的作用就顯得更大了。他在日本期間參與主辦《民國》雜誌以外，還幫助孫先生處理各種事務。有一次，幾個印度人到日本拜訪孫先生，戴在外屋告訴他們說孫先生不在，孫知道後非常生氣，派人請回印度客人，同時責怪他自作主張。他在日本期間，經濟上很不寬裕，一些同盟會的老會員衣食都有困難，有時還有因為天冷無法取暖而生病的。他和陳其美曾經從日本到中國東北，聯絡江湖上的革命者，其中戴季陶在大連活動近兩個月。
1917年8月，戴季陶又被任命為民國大元帥府秘書長，主要工作是協助孫中山護法。不久因為軍閥的排擠，只有流徙上海。在上海期間，他大力支援五四運動，還寫了不少文章，研究和指導工人運動，其文章啟蒙色彩相當濃厚，批評北洋武人政府，抨擊封閉迷信式的國粹研究。他在1919年9月寫的文章，闡明革命的目的是人類普遍的平等和幸福，是要給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他認為那些從事政治和投身政法運動的人不要企圖以義和團式的政策來遏制世界的潮流，不要企圖以欺詐的手段、焚書坑儒的政策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