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法國的他的老鄉李劼人，一時風頭甚健。康白情自以為本錢豐厚，拋卻加州大學的學業，於1926年以領袖身份傲然回國指導工作。
但其回國後好像回不過神來一樣，他的思維還停留在五六年前，物是人非，他只好投靠教育總長章士釗，做了一段時間的法制委員。
康白情政途運作已成虛化，同時學業荒廢無成、組織消弭無形，師友為之側目。走投無路之下，他曾致書北洋政府首腦，陳述對國事的主張，但是入幕之想又事與願違，遂選擇往山東大學任文學教授，以後又輾轉廣州、廈門，在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任教職。
當20世紀20年代後期，康白情回到闊別多年的四川老家討生活，當時成都新聞界報以熱情期待，報紙通訊、訊息極盡恭維，諸如：歡迎中國思想界的鉅子、五四運動的健將、新潮詩人康白情回鄉……不一而足。
當時四川的大人物劉湘對之禮遇備至。請見，委以軍職，以高階幕僚兼某旅旅長，頗為其他軍官側目。但在這樣的位置上，他對軍事並無興趣和專長，卻著迷於抽鴉片、吃花酒的惡習，短期內身心大損、意志消沉，無法勝任旅長職務，便專任幕僚。這樣渾渾噩噩、寄人籬下又過了兩年。
抗戰前的幾年間，他先後在上海經商賣高階土產，當中學教員，嘗試辦報。1935年由同學介紹到中山大學任教，未幾，又因早年的政治作為而解聘。其後多年，康白情輾轉於教育與工商界，灰頭土臉，毫無所成。相識舊雨，了無聯絡，有人還以為他早已不在人間。
20世紀40年代末，他又到廣州任教，1958年成為“右派分子”，退職返鄉。船次途中，病死於三峽門外之巴東。
左右不討好，竟至於此，也實在罕見。好像他對事物都是輕飄地抓不住重心，難以落地生根，而各派竟也當他充滿氣的氣球，誰都好奇接過來把玩一下，然後縱手一彈，再不理會了。
按說他的社會關係不少，老師輩的蔡元培以及蔣夢麟、胡適、陶孟和；同輩的汪敬熙、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田漢、張聞天、曾琦、許德珩、何魯之、餘景陶、俞平伯、顧頡剛、孫伏園等，這時候都若即若離，隔膜甚深了。
他和軍事也不是完全沒有淵源，他的家鄉四川安嶽就是袍哥的源頭之一，據說，他在11歲就曾參加進去。不過，這些都難以改變他的性格。軟弱，唯美，多愁善感，時而激進時而頹廢，時而熱血沸騰時而萬念俱焚。實際上，他的性格是屬於漂門——難以在他事實上不感興趣的行業沉潛涵泳、植根壯大。
據說他上馬敘倫哲學課時，因遲到跟馬先生頂嘴，態度倨傲，講歪理，把馬老氣得發抖。某次上課他故意遲到，馬敘倫問之，他答住得遠，馬先生知其住處就在近旁，斥其所說無理。康白情腆顏答道，你不是在講莊子嗎？莊子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為遠，而我以為遠。令馬氏七竅生煙。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智識者的末路（9）
康白情既未當好川軍的參謀，也沒有當好他自己人生的參謀。至於他潦倒而亡，那也不完全是他個人的責任。時代的詭異，是誰也參謀不來，誰也規劃不來的。
觀其詩作，充溢一種童稚的趣味：
柳也綠了
麥子也綠了
細草也綠了
水也綠了
鴨尾巴也綠了
茅屋蓋上也綠了……
則其介入政治抑或軍事，不管被動的還是主動的，幾乎都是一個笑話了。
康白情的論文《論中國之民族氣質》，很像《隋書？地理志》對南北西東各地民性的分析，地理、人性、好尚、氣質熔為一爐，但又加入了一定的現代觀念，以及他自身所處時代的時事對民眾的影響，以及人們的反應，將此也作為新的性格特徵。有如此的分析的功夫，他實在大可就此在劉湘部隊中做一個有為的幕僚，可是他竟一路衰退下去，彷彿他的老鄉蘇東坡的詩所說“駿馬下注千丈坡”。
他說，尋常東南之人，性浮而易激，故易為暴動……實多樂天而鮮厭世也。其文學美術之盛，為各屬之巨擘……又分析西南之人，“唯山境閉塞而民識固蔽也，故無野心，乏遠慮，重習慣，偏保守，而以營目前之自存為止……則詐虞佻達逸樂浮動之風，實未讓東南之人獨步，特不若其甚耳。其人喧於暖風，頗耽情於閨房……民多重目前之享受，而不重視儲蓄”。
這是不錯的。可是他又說東南之人摩拳擦掌，做欲鬥之狀，“然而指及人面而不敢竟抵人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