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清泉識大體顧大局，平日訓勉僚屬部曲，深忌軍人干政，在其所著《建設現代國防應有之認識》一文中曾謂：“參謀總長純為軍事長官，在*政治時代，彼固不可在政治上提出主張，更不可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而嚴格保持其軍人身份，是乃應有之紀律與風度也。”又謂：“*政治，政黨鬥爭，時行紛亂，國防軍紀避免干涉，以卻怨尤。其有擾亂公安者，厥唯由團警任之。”故處理昆明*，邱先生雖系參與雲南警備總司令部策劃作業，但在其思想上是矛盾的，感情上是痛苦的！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三（6）
較之民國前期的老參謀，他們時運不濟、灰心感無力感降臨，往往藉助信奉怪力亂神；到了邱清泉這一代新軍人，則除了清醒的頭腦，卓越的膽識，尚有對*精神的信奉，對遊戲規則的遵守。留學的教育背景畢竟不同，西方的普世價值對其人品及行為方式具有根底上的影響。他的參謀生涯不長，以後是自己給自己當參謀。他牢騷式的對國防部參謀部的懷疑，乃是參謀生涯的延伸，正像戀愛中的嫉妒和懷疑一樣，往往百發百中，他眼中的鬼影幢幢，亦絲毫不差，不幸而言中。
他處理昆明*事件，和舊軍閥的顢頇做法確有不同，冷靜、理性，且和教授裡的頭面人物直接對話，而能大體穩盤，這在板蕩紊亂的局勢中確需頭腦和手腕。而他的手腕的心理背景，就來自於他做幕僚時節的修養和知識儲備。
1944年在反攻龍陵之前，第五軍駐於昆明郊外之北較場。為了回應大學教授的質詢，他與西南聯大眾教授舉行座談會。聞一多、李公樸、馮友蘭、楊西孟、潘光旦等參加。
當時西南聯大*思潮噴湧，言論尺度激烈。而國民黨省黨部形同虛設，對聯大師生畏之如虎，不特不能對壘，甚至予以附和。邱清泉軍書傍午，但他還是動了主動了解溝通的念頭，乃決定由政治部副主任吳思珩和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先生接頭，以邱軍長出面邀請這幾位教授參加座談會，希望從座談會中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去了解他們的態度。當時基層中小縣市黨部的執行委員，不要說大學畢業生是絕無僅有，就是高中畢業的人也很少。他們智識程度這樣幼稚，要叫他們督促縣長、或與左翼知識分子對話，擘畫地方行政建設，自是不可能之事。由他們惹起的糾紛，也往往是雞毛蒜皮低層次的笑料，一旦被人利用，小禍就變成大禍。所以像邱先生這樣的高階將領，還要在戎馬倥傯的關頭，拿出國學西學的底子，來和社會的一部分人交鋒，也真令人感慨不盡的了。
1944年10月某日，座談會在昆明北較場舉行，軍方除邱清泉、吳思珩，還有羅友倫、宋長治（當時為軍法處長）共四人，教授有聞一多、馮友蘭、楊西孟、潘光旦等。座談會以邱清泉為主席，討論題目為反攻問題，當時日軍正在攻打衡陽。其間，楊西孟以經濟學家身份談財經問題，而以聞一多的質詢最具力度。聞一多說，衡陽究竟可否守住？不能守，怎麼辦？日本將向何處延伸攻擊？最後打到哪裡？指名要邱清泉回答。邱說，這個問題涉及軍事的機密性，但也不是不能回答，可以從研究的角度來觀察，所以，他坦率答覆道：第一，衡陽守不住！當時衡陽是二○七師方先覺（此時是第十軍軍長，幾個月後他才以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名義兼任新組建的青年軍第二○七師師長）防守。邱軍長以日我雙方裝備實力等著眼，說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寇當然繼續前進；第三，根據軍事地理分析，繼續前進以貴州之可能多於廣西；第四，可能打到獨山（吳思珩《昆明*退思錄》，載《口述歷史》總第8期）。當然邱先生就軍事觀點逐項予以分析，事後情況發展確如其言，可知其料事如神，日寇自攻陷衡陽後，確實經廣西一直打到獨山。此不僅說明邱先生在軍事上造詣之深，更可知其謀國之誠。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三（7）
邱氏的這個回答，可以說用心良苦而目光如炬。其判斷竟和稍後三四個月所發生的戰事完全吻合！此不僅有他作為名將所儲蓄的經驗，也跟他參謀生涯打下的良好底子有關。
但這一下，聞一多就發飆了。他說：“我們談反攻問題還談什麼呢！老實說，今天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已經沒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換句話說，就是要造反……眼下之一，一切必須推倒重來，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話說到這個份上，全場氣氛像要爆炸一般，空氣凝固，諸人皆恐慌以視。邱清泉始終保持冷靜，並未慍怒。到了午宴時間，邀請教授們聚餐，羅友倫以軍界年輕人身份向聞一多敬酒，請求說：“聞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剛才說得很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