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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國美術從前兩年的“引進來”到開始“走出去”了。中國畫家的作品有機會以集體畫展的方式到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家和香港地區作巡迴展覽,陳逸飛的畫作也隨著這些展覽走了出去,當然數量還是有限的。
這一年,陳逸飛加入了中國美術家協會。這一年,陳逸飛作為文代會代表出席了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
1979年,陳逸飛的更大收穫還是油畫《踱步》。多年後陳逸飛仍然將這個作品視為佳作,送去參加各種展覽,甚至送到國外參加展覽,並且受到好評。他一直為這幅《踱步》感到很自豪。
價值突現
打倒“四人幫”以後,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化藝術界開始著手對剛剛過去的令人痛心的歷史階段進行揭露和反思,這個思潮在文學界來得要快些也更深入一些,這被人們稱為“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美術領域的藝術家們也在揭露和反思。甘國亮在《夢——圓了兩個,碎了一個》一文中就是從這樣的視角分析陳逸飛的《踱步》的:“1980年陳所畫的Thinking of History From My Space用上了很具電影蒙太奇的手法,畫中的青年是陳逸飛本人,作為思考的一代,周圍是一幕幕五四時代的活劇。”他又說:“以單色重疊方式,選擇性地重組。中文名字取為《踱步》。對我來說,看這幅畫的感受是屬於‘傷痕文學’的分體,他似乎是用中國近代歷史去琢磨,對中國歷史的傷痕作出一種評價,建立一個能夠向自己交代、誠實而又中肯的立場,這點陳逸飛完全不打算修飾。”其實,《踱步》就是反思文化的一部分,是反思美術。在這個反思中,陳逸飛高於別人的地方,是他並不僅僅侷限於一個十年,他把反思的背景和視角延伸了一百年,參照更大,因此也更深刻。
蔣祖烜也是從反思歷史、拷問靈魂的視角評價陳逸飛的《踱步》的,他在《理想的歌者——讀陳逸飛》一文中說:“過去思想單調一方面源於蘇聯美術模式的根深蒂固的壁障,一方面囿於思想意識特別是創作樣式的高度一統化。思想解放的春風吹散了陰鬱而沉悶的烏雲。《踱步》就創作于思想衝破桎梏的年月。畫家把外化之筆內斂於自我的心空,靈魂的拷問因為廣泛的共鳴而閃爍出哲理的華彩。儘管這類作品數量不多,但以其思考的深度代表了陳逸飛在理性和理性題材方面的突進。”(蔣祖烜:《理想的歌者——讀陳逸飛》,《理論與創作》1999年3月)整個文化反思過程中缺少一種東西,就是少一份自省,而陳逸飛高於人的地方,就是把畫家自身投入《踱步》的畫面,反省歷史的同時拷問藝術和藝術家的靈魂。
這幅佈滿了民主色彩滲透了人文氣息的《踱步》,很快就從國內影響到了海外。正好一個美國文化代表團到中國作文化藝術交流,他們在上海看到了陳逸飛《踱步》的原作,驚歎剛剛從###中走出來的中國產生了那麼高等級的藝術作品,代表的成員回到美國後,很快在《藝術新聞》雜誌發文推薦陳逸飛和他的作品,同時發表並肯定了《踱步》。
《踱步》多年以後再次吸引美國的藝術家和各界朋友,不是在中國,而是在美國,時間是1998年的初春。美國人看了那麼多陳逸飛留美期間創作的作品,再回過頭來看陳逸飛多年前在上海的作品《踱步》,還是被吸引住了。為了印證陳逸飛的《踱步》在海外的廣泛影響,我們現在來看一組海外人士的相關評價。美國的瓊·科恩說:“我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見過陳逸飛及其近作《踱步》。他年輕而充滿魅力,讓人喜愛,人們稱他們那代人為‘思考的一代’。他觀察事物態度客觀並以實事求是的方式記錄歷史,由於這點,他擺脫了‘四人幫’時期盛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超愛國主義模式。《踱步》是陳逸飛改革現實主義手法、探索超越現實主義手法的又一例項。作品中,作者將本人以特寫的方式置於畫面中央,觀望著中國自1912年以來的歷史,歷史事件被勾畫在灰白半透的深褐色的畫布上,似褪色的照片。他借這種形式,讓歷史本身透過紀實材料在他身外伸延、呈現。作品本身極具感染力,無需以情緒激動的英魂們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形象去表現理想主義。”(瓊·科恩:《黃河不夠“紅”》,美國《藝術新聞》1980年第6期)美國的阿默德·哈默說:“這幅凝定在帆布上的史詩,起初在紐約的布諾克寧博物館展出。畫家所呈現的是他自己作為一個觀察家以繪畫的方式對他所生活的這一世紀的中國歷史變遷的透視。他移用了諸如拍照和電影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