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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也看到了“幸福”的這種特性，所以他將幸福分為精神幸福和物質幸福，並且認為精神幸福高於物質幸福，堅通道德的完善高於世俗的享受，人們應該透過加強個人自制力，避免屈從於慾望、成為物質的奴隸，從而獲得精神自由和內心充實。
蘇格拉底主張透過嚴格自制獲得精神幸福，他的學生柏拉圖更進一步，主張將人的需求嚴格控制在基本需求範圍內，實行一種“一切消費出於必需”的城邦制，這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顯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主張抑制人的物質需求，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並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蘇格拉底的另外一個學生色諾芬，也強調精神幸福的首要意義，不過，他同時也重視物質幸福的價值和意義。色諾芬認為，從物質和精神角度上來說，人首先要基於物質基礎才能存在，所以需要先滿足人物質上的需求。而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則是人的高層次需求，是一種超越生存的精神享受，也就是蘇格拉底所定義的精神幸福。
色諾芬承認物質幸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要滿足這種幸福，前提就是要實現收入與支出的平衡。所以，色諾芬認為，一個人獲得幸福，可以透過兩條途徑，一是透過節制自身的欲求，二是增加財富。
如何增加財富？色諾芬提出了“經濟”一詞，古希臘語中的“經濟”，由“家庭”和“法律”兩個詞根組成，因而被理解為“家庭財產管理”，所以“經濟學”最早的含義是“關於家庭財產管理的學問或藝術”，色諾芬也因此成為最早將經濟學與人生幸福聯絡在一起的哲學家。
可見，經濟學最初是一門透過財產管理以提高人類物質福利的學問，其研究物件主要限於家庭領域。後來，學者們將經濟學作用範圍擴充套件到了國家或社會經濟問題上，逐漸發展成近現代流行的經濟學，並將其研究的最終目的定性為探索和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我們現在熟識的經濟學。
然而，經濟發展的真正含義何在？它最終指向何方？它和人類社會最終走向有著什麼樣的關聯？
我們現在已經明確，“幸福”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本能，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經濟發展作為推動社會向前邁進的一種重要手段，其最終目的仍然要指向“幸福”，否則就會迷失了方向。所以，從本源上來說，人類幸福及其實現應該也必須是經濟學永恆不變的主題。
但事實上，當今世界的現狀似乎正在偏離這一目標。全球經濟發展水平在逐步提高，物質較從前更加豐富，可供人們選擇的種類更多，但大眾的幸福感並沒有出現相應的提升。
經濟學家伊斯特林曾在1974年提出了一個後來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的命題，即一國的經濟增長未必會換來生活滿意度的改善，人們的幸福度未必會因此而獲得提高。三十多年來，經濟學界對這一命題爭吵不休，但是來自世界各國的經驗資料的確表明了，“伊斯特林悖論”闡述的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傳統經濟學所做的經濟人假設，使得每一個理性經濟人將效用最大化視為自己不懈追求的目標。所謂的效用最大化，即功用最大化，講求的是獲得和付出之間的效用比為正值，且該數值越大越好。好比一塊錢有多種花費方式，買餅乾、糖果、冰激凌、玩具理性經濟人考慮的是哪種方式更能實現其效用最大化。
問題在於，效用最大化並不等於幸福最大化，一塊錢能購買一個冰激凌，也能購買到十顆糖果，但是對於一個喜歡吃冰激凌的孩子而言，十顆糖果雖然實現了數量上的最大效用意義，但他並不喜歡，於是提供的幸福感也就遜色於一個冰激凌帶來的滿足感。
這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在應用到社會經濟中時卻被人們拋之腦後。絕大多數人將效用與幸福對等，而竭盡所能追求最大化效用，獲取儘可能多的收入，積蓄儘可能多的錢財，認定財富越多，也就越幸福。很多城市或國家的經濟行為，更是遠離了“幸福”這個最初始點，演變成為了一種實力競爭和炫耀，GDP多年來的壓倒性權威地位，也說明了人們在追逐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更加迷戀於收入增長，而忽略了當初我們努力工作增加收入的初衷。經濟學與“幸福”的初衷漸行漸遠，甚至背道而馳。
第6節：
二、幸福頭上三道鎖
人們熱衷於談論幸福，從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