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強硬了一點？”總統說。
“是的，先生。”佩爾特認為強硬得有些過分，他並不喜歡俄國人，但倒很欣賞外交場合交鋒時要講究方式。“我想我們可以說你已成功地把你的資訊傳了過去。”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我們知道。”
“那好啊，”總統作了個怪相。“這場遊戲真他媽的太妙了！想想看，過去我把黑手黨分子投進監牢以後，我的事業還不是幹得挺好挺穩當……你認為他會上我的鉤嗎？”
“‘合理行動’？他在聽到這幾個字的時候，你有沒有看見他的手抽動了一下？抓住這幾個字做文章就象一條大馬林魚對一條小魷魚緊追不放一樣。”佩爾特走過去為自己倒了半杯咖啡，看到這套瓷咖啡具很漂亮，飾有金邊，心裡很高興。“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說？是合理行動……可能是一項救援任務。如果他們把它叫作艦隊演習，那他們就要承認違犯了事先通知的協議。如果把它叫作一項救援行動，那這一行動的水平，採用的速度，以及對此保守秘密，這一切也都無可厚非了。他們的新聞界從來不報道這類事情的。我猜測他們會把這叫做一項救援行動，比如說，一艘潛艇失蹤了，甚至可能還會說這是一艘導彈潛艇。”
“不，他們還不致於這麼幹。我們還有一項關於不準導彈潛艇駛入距海岸500海里以內海域的協定。阿爾巴托夫可能早已收到該對我們怎麼說的指示，可他總還要儘可能地拖延一番。也有那麼一點可能他真是一無所知。我們知道他們的情報在各部門之間限制是很嚴格的。你是不是認為我們太看重他的這種糊弄人的本事啦？”
“我看不是，先生。”佩爾特說，“為了要把謊撤得叫人相信，就必須知道一些真實情況，這是外交上的一條原則。”
總統微笑了。“那好，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耍這場把戲。我希望我這個姍姍來遲的反應不會使他們失望。”
“不會的，先生。阿列克謝本來有點擔心你會把他踢出門去呢！”
“我不只一次轉過這個念頭。他的外交魅力對我從來不起作用。說到俄國人，他們就常使我想起我曾起訴過的那些黑手黨頭目。全一樣，都是沒有教養，粗俗膚淺，無恥缺德的。”總統搖了搖頭。他不停他說著，又象一頭鷹那樣了。“不要走遠，傑夫。喬治。法默一會兒就要到我這兒來，但是我們的朋友回來時我要你在座。”
佩爾特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思考著總統剛才說的話。他心裡承認，總統的話可謂是一針見血。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俄國人來說，最不堪忍受的侮辱莫過於說他不文明。沒有教養——然而這同一個人能夠坐在莫斯科國家大劇院的鍍金包廂裡眼淚汪汪地看《鮑利斯。戈杜諾夫》，但戲一演完，他卻可以立刻轉過身來連眼都不眨一眨就下令處決或監禁100個人。但總統也太尖刻不饒人了，佩爾特希望自己知道怎樣去磨磨這些稜角，在美國軍團發表講話是一回事，同一個強國的大使晤談則是另一回事。
中央情報局總部
“‘紅衣主教’遇到麻煩了，法官。”裡特坐了下來。
“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穆爾取下眼鏡，揉了揉眼睛。瑞安沒有看到莫斯科情報站站長寫的那張浮簽，上面說“紅衣主教”為了要把最新情報送出去，他在半途繞開了從克里姆林宮通往美國大使館的遞送環節。這個間諜上了年紀之後變得大膽起來了。“情報站站長究竟說了些什麼？”
“‘紅衣主教’可能得了肺炎，住院了。這也許是真的，可是……”
“他老了，而那裡又正是冬天，可是誰相信巧合呢？”穆爾低頭看了看辦公桌。“要是他們把他搞去了，你猜想，他們會幹些什麼呢？”
“他會無聲無息地一命歸天，那要看誰把他搞去了。要是克格勃，他們可能要從中搞出點兒什麼名堂，特別是在我們的朋友安德羅波夫離開克格勃之後，克格勃的威望不如以前了。不過我不這樣想，因為只要涉及誰是他的後臺問題，就會引起一場不小的爭吵。如果是軍事情報總局把他搞去了，情況也是一樣。不，他們會折磨他幾個星期，嚴刑拷問，然後悄悄地把他幹掉。公開審判反作用太大了。”
穆爾法官皺起了眉頭。聽起來好象是醫生們在討論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他甚至還不知道“紅衣主教”長的什麼樣，檔案裡有他的照片，但他從來沒有看過這張照片。這樣事情比較好辦。作為一名受理上訴法庭的法官，他從來不必正面去看被告，而只要超然地翻閱一下法律就行了。他努力使自己在中央情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