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進口替代戰略遇到挫折的時候全面轉向了出口導向，對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全部敞開了大門，完全放棄了“金融閥門”的抵禦作用，並且使本國經濟嚴重依賴於外國資本，其經濟波動更加受到國際經濟週期的影響。對外資的依賴已經使得拉美國家患上了“毒癮”，欲罷不能。
經濟學家總是喜歡講比較優勢，但是現實的世界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沒有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完全競爭的市場和平滑的供求曲線。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什麼樣的“比較優勢”，也經不住債務負擔這個無底洞的吞噬了。沒有任何經濟學家的理論具有完全的普適性，所謂普適性從來都是相對的。德國有德國的模式，美國有美國的模式。讓仍然處在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過早的開放金融部門簡直就是犯罪。儘管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部門效率低下，官僚習氣嚴重，但是一旦完全開放，整個金融系統就成了發達國家金融資本化的工具，並讓這些國家嚴重的依賴國際資本。金融部門成了第二次從拉美“抽血”的惡魔。
在貧富差距拉大，國內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政治派別林立的現實背景下，任何當選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要推行改革必然會收到其他很多反對派甚至是中間勢力的反對。拉美各國普遍缺乏一個能夠統籌協調各方利益的強勢政治勢力。在面對反對派勢力的壓力下順利推行既定政策就幾乎成為空談。在我們談到的拉美國家的發展邏輯及其不穩定兩因素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強勢的政治勢力能夠衝破那些受益於發達國家金融資本化的政治勢力的阻撓進行惠及普通民眾的社會領域改革將是拉美國家未來走上持續發展道路的先決條件。讓普通民眾得到改革的實惠，要比繼續去填滿既得利益者的腰包更重要。但是，一小撮人受益，大多數人受損的“集體行動”悖論的存在是個常態。人數少、力量強、聲調高的社會階層更能夠透過“院外遊說”活動影響國家的政策方向，甚至能夠使他們不中意的總統下臺。資本家從來不是天生的*愛好者，相反，他們更支援*，因為只有*才能是資本和權力更緊密的結合，才能獲得一般資本無法獲得的巨大利益。如果再加上某些國家出於所謂“*”的關心，形勢可能會更為複雜。在拉美*制國家，這種情況顯得尤為明顯。改革是複雜的，不僅僅在於改革者要面對來自國內政治勢力的反對，還要面對國外所謂“*”勢力的壓力。而改革所需的大量金融資源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他們不關心你的具體情況，他們只關心你是否縮減了財政赤字，是否能償還他們的債務，是否實現了他們掌握的國際組織做出的決定。拉美國家要真正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解決不穩定兩因素上下功夫，就必須走一條在經濟上獨立自主的道路。這需要拉美各國政治家們的努力，但或許也需要點運氣。
半開放市場的金融風險
經濟系統有時候非常脆弱。那種讓我們視為“奇談”的“蝴蝶效應”經常會發生，只不過事後你很難找到那隻“蝴蝶”。“經濟系統沒有留下痕跡，而蝴蝶已飛過”。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對新興市場提出警告：新興市場出現波動及市場人士擔憂外資抽離風險之際，正值新興市場發展的“關鍵”時刻。之所以是關鍵時刻，這份報告的第一作者Mansoor Dailami認為 “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一半融入了全球金融體系，另一半卻還在這一體系之外——目前它們處於半開放、半封閉的狀態。”筆者以為，半開放、半封閉狀態意味著面臨金融風險的時候新興經濟體無法迅速調整經濟政策而使得風險反而會放大。
邏輯從這裡推出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拓展到整個國際市場，也許你會為新興經濟體市場的表現倒吸一口涼氣。筆者此前曾分析過國際投機資本的投資鏈條與美聯儲利率和匯率政策變化的關係。這裡我再簡單指出，美聯儲第16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政策已然奏效，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有所回落，甚至可能出現泡沫破滅的可能。大量的資金將從國際市場和新興經濟體市場回流到美國。在這一過程中，就為投機資本“獵殺”某新興經濟體的本幣提供了機會。資本回流，就會造成某些國家的資本專案發生逆轉，其本幣就有貶值壓力。但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往往缺乏彈性，不能進行及時的調整，這就將形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存在高估。如果國際投機資本在這個時候大量買進某國本幣，再在本幣幣值高位執行時悉數丟擲，又一場金融危機就可能爆發。Mansoor Dailami所指出的新興經濟體的半開放、半封閉狀態的危險就在於此。
國際投機資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