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數字觸目驚心，總數竟達30000餘人！《花名冊》上有的整連整營的都畫上了黑框。新22師竟有4000多人喪命野人山，是緬甸轉戰兩個月戰死人數的兩倍！軍部更慘，只剩下1205人，杜聿明差點成了光桿司令。而在劉桂英未到達前，《花名冊》上“性別”一欄竟沒有一個“女”字，她的名單已被列入《死亡花名冊》。
1943年農曆七月初七，劉桂英在印度朗姆茄生了她第一個孩子，為了紀念，取名“竺蘭”（印度古稱“天竺國”）。孩子的出生，伴隨著中國遠征軍駐印軍反攻緬甸的到來。1943年10月，遠征軍回師野人山，踏著一年前遠征軍將士留下的累累白骨，對盤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師團進行反擊。1945年1月27日，取得了勝利。讓劉桂英終生遺憾的是，反攻野人山的戰鬥因為她有了小孩未能參加。反攻勝利後，劉桂英抱著女兒，終於回到闊別三年的祖國。
抹不去的遺憾
由於文章的篇幅所限，有關劉桂英走出野人山，回到祖國後幾十年的風雨人生，在此就不再詳細述說。她的愛情、婚姻和家庭像一隻小船，在生活的大河中幾經波折和擱淺，世態炎涼，情義無常。1947年，生死與共的A竟然離她這個“抗戰夫人”而去，抱著“勝利夫人”過起了日子，這無疑如晴天霹靂。她只好輾轉上海、東北，來到A的老家安徽懷寧，卻又受到婆母的折磨，她被逼離家，獨自生活，後被聘為一所小學的教師，靠教書度日。再後來因為有過在國民黨遠征軍當兵的經歷，從1958年開始，一個風暴又一個風暴向她襲來，當年抗日救國、輾轉征戰，受盡磨難的她不僅無功，反而變成了“歷史複雜”的“黑五類”、“國民黨特務”，被批鬥*抄家。令她萬分惋惜的是，著名畫家葉淺予先生在朗姆茄給她畫的像和她珍藏了20多年的照片全部被燒燬。兒子謝宏寶因受刺激患神經病，至今仍生活在安徽懷寧縣一個名叫毛安的偏僻山村，生活十分困難。
1988年，在合肥工作的二女兒申霞，偶然的機會在《報刊文摘》上看到曾赴緬抗日的遠征軍第1軍軍長孫立人在京受表彰的訊息，她馬上告訴了母親。於是劉掛英將自己爬出野人山的經歷寫信寄給了中國美術家協會的葉淺予先生。在葉淺予先生的幫助下，她的事蹟才公佈於世。直到1990年，蒙辱受難50多年的劉桂英經多方申訴才被*，恢復了她的教師身份，並按退休教師領取退休金。而這一年，劉佳英已經70歲了。
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劉桂英老人聞訊後欣喜萬分，她將自己寫的《走出野人山的女兵》一書寄贈給大會組委會，並從拮据的退休工資中，捐贈了50元錢。讓老人家傷心的是，迄今為止竟然沒有一家新聞單位或政府部門來訪問她，各地都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也不見有人邀請，這不能不讓筆者感到納悶。
採訪結束時，劉桂英老人含淚告訴筆者，她自1938年11月12日長沙大火離家後，一直未能回故園看看，做夢都在想念故鄉的親人和朋友。她並想透過我的文章給還健在的野人山難友捎上一句話：“我呼喚你們，想跟你們握握手，問問好啊！”並再三叮嚀我在文章的結尾不要忘了寫上一句：
“遺骨野人山，沒有英雄譜、沒有墓誌銘的遇難戰友，歸來吧，英魂！祖國和人民沒有忘記你們！”
追不上您的背影（1）
浪一/文
我的淚飛揚在手上，那裡有滿滿一握的速度，而那靜寂的夜卻像一出落幕得迅雷不及掩耳的悲劇，把我和狂奔的車永永遠遠、永永遠遠地拋在了媽媽消逝的背影之後……
四年前，我是武漢一個專門替父親“挑土”開夜車的“的哥”。我們共開一輛紅色富康，他開白天，我開夜晚。
曾經，我是多麼知足而愜意地逡巡在這都市的夜裡啊！沒有大學，沒有工作，沒有女朋友，沒有母親，那生活中曾有的唯一約束——我的醉鬼父親身上小丘般凸起的肌肉如今也鬆弛了。我不會彈鋼琴，不會說英語，更不會什麼電腦，可這一切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會開車，每月能掙2000多塊錢養活自己！除了不會文雅地生活，卡車、轎車、腳踏車我全會修。悲傷時，我把車開出城外，在狂飆的速度中開啟音樂盡情地吼叫發洩；歡喜時，專門找漂亮女孩搭車、操著蹩腳的普通話與她們聊天，到了替她們開啟車門還分文不收……日子就這樣在車輪捲起的塵煙中一天天流走……
可有很多悵然若失的時候，我莫名地想到“媽媽”。有個媽媽該多好啊！她會用她的慈嚴讓我身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