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明日要來，
夜將要逝去。
生於1884年的俊子，在27歲的1911年，發表小說《鮮血》、1912年發表小說《誓言》、1913年發表小說《木乃伊的口紅》、1914年發表小說《炮烙之刑》、1915年發表小說《她的生活》，以每年一部名篇的驚人速度躍登日本文壇。同時，這位女作家還以佐藤露英、花房露子的藝名活躍在演藝舞臺上。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麗人引起社會的關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1916年以降，俊子卻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人們不禁要問：這是怎麼回事？
席捲廿世紀初葉的馬克思主義湧到了日本，俊子被強烈地吸引著了。在當時的日本，這是樁不合時宜的信仰，俊子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魚產生齟齬並導致婚姻破裂，苦戀起獻身工人運動的鈴木悅來。1918年追蹤鈴木悅到了加拿大。在溫哥華一住就是一十八載。鈴木悅突然急疾謝世，痛定之餘，俊子也就告別了衝動的青春年華。但是已融入血液的婦女解放思想反更熾烈。環顧亞洲，特別是祖國日本，男性中心的社會形態並未改善，姐妹們時時受到欺凌。歸去吧！去為婦女的合理地位拼搏一番，能做幾件實事最好。
當時的日共領袖宮本顯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納了俊子，俊子又得到了同是女權主義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誼。俊子安頓下來，準備為社會主義事業竭盡才智。不久，多情的俊子墜入了新的愛河，千不該萬不該，熱戀的對方竟是知友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鶴次郎。鶴次郎沉湎在這種如妻如母的狂戀之中。面對小於自己廿歲的鶴次郎，俊子無時不在痛苦的自責之中。儘管她用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卻礙難納男”的舊習俗以自慰，卻無法脫卻背叛知友的負罪之感。俊子畢竟是俊子，她毅然脫卻這個情羈，逃離出日本。
1938年12月，俊子以日本權威雜誌《中央公論》特派記者的身份到了上海。原計劃只停留三兩個月，卻直到1945年4月再沒踏上歸國之途，在上海住了7年又半。
俊子在上海由暫住到長留，其中的曲折耐人尋味，不過有一點可以排除，那不是物質原因，因為俊子舍卻的是遠比上海為高的日本環境。也沒有發現又有新的愛情產生，只能從精神生活中尋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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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2）
從一躍登文壇就以咄咄逼人的女權主義者姿態問世的俊子，七彎八折，縈記心頭的仍是受男人欺凌的女性。既然在故鄉有那麼多的生活尷尬，作為社會主義者，就為中國姐妹拼搏一番吧！這個推斷符合俊子性格。日本名作家阿部知二就說過：“俊子對中國女性有著極富同情心的愛。”俊子的行為，印證了阿部知二的話，她努力學習漢語，改穿中國旗袍，住進中國人雜居的公寓，以左俊芝的中國姓名出入在上海的文化圈內。她曾不止一次向她的日本朋友說：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太低了。她們沒有文化，知識太淺，我一定幫助她們，提高她們的素質，使她們的處境逐漸改善起來。
俊子對中國女性的這份泛愛，是因為那個特殊時期為她提供了方便條件才得以轉化為現實。當時的上海，和其他幾個被日帝佔領的中國大城市一樣：戰事已然掀過，相對穩定的社會生活運轉著，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呼喚延續。君臨者的日本當局，表面上戰功赫赫，實際上被神州大地此伏彼起的抗日遊擊戰爭搞得捉襟見肘，又正在密謀進攻太平洋的美軍，以圖圓下“大東亞帝國”的美夢，因此很願意有人出面來緩和緩和中國人的抗日情緒。伴隨戰爭衍生的吹鼓手，已經明顯地遭到了中國人的唾棄，需要的是“朋友”。
應運出現的田村俊子就是這樣一位合適的朋友，她準備為中國婦女創辦的婦女雜誌，三條創刊宗旨：一、婦女呼聲。二、為婦女而聲。三、由婦女發聲。一派家常裡短的家園派的溫馨。於是軍事當局批給命名為《女聲》的婦女雜誌平價報紙，駐滬日本使館給予相應的補貼，早已在上海開設多年的日資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擔了印製。《女聲》具備了問世的條件。這些條件在當時的中國人是很難得到的。首先汪偽政權不敢批准這樣一份不以頌揚為主的雜誌，更要緊的是：沒有平價紙，你休想印雜誌。
為《女聲》奠定物質基礎的這幾項，是《女聲》胎帶來的缺陷。這個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國人側目相看敬而遠之。這不僅是日後左派人士判定《女聲》為漢奸雜誌的有力依據，更是《女聲》獲取讀者的疑點。為《女聲》問世跑來奔去使盡渾身解數的田村俊子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