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這個“死結”，沒有資料可查。能夠確認的是，《女聲》一直貫穿著她的辦刊宗旨，始終沿著家常裡短為婦女而聲的軌跡前進，每期都有探討婦女問題的文章刊出，如創刊號的《婦女職業問題的再檢討》、1卷4期的《中國的家庭制度與婦女》、3卷10期的《新女性中心改進說》。《女聲》的其他欄目也都是圍繞婦女而設：兒童欄、家政欄、衛生欄、所見所聞欄。最能體現主編俊子衷情的是編後記。俊子在編後記裡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溫存與作者談心、與讀者談心；回答諮詢、剖析婦女窘境。這位日本朋友踏踏實實真心誠意地在和中國廣大婦女交朋友。
這裡就有個非提不可的問題了。《女聲》既然拿了人家的補貼，完全拋開佔領這個真實能行嗎？俊子在這一點上，可能是頗費苦心做了相應的安排。《女聲》設有“國際新聞欄”，把當時的政治動向時事述評一概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出現而不加評說，如“東條首相訪華，乃是對汪（兆銘）主席訪日的禮儀性回訪”，如“大東亞二週年的光榮，日本人以東亞之兄的本職為東亞人的東亞而努力”。這個國際新聞欄，在眾多婆婆媽媽的欄目中，是個不合旋律的濁音。
還有一個不能不加以照顧的是向大使館的補貼，回應的有關日中文化交流的問題。《女聲》刊出的是當時日本名作家的新作。武者小路的小說《愛與死》、小泉八雲的女性論文《女性心中的螞蟻》、小宮長孝的小品《稻和螟蟲》等。表現當時交流動態的有：“久米正雄參觀劉海粟畫展”、“聽久保田談戲劇”，等等。
《女聲》一期接一期按時出刊，寫編後記的俊子一期接一期地忙個不停。這使得她不斷地在漬滿了痰漬的樓梯上跑上跑下。忙得顧不上燒飯時，和中國的老百姓一樣，就是一碗陽春麵。其實，她最奢侈的晚餐也不過是牛肉燉蘿蔔。日本知名作家草野心平目睹俊子用凍得紅腫的手奮力地切著凍蘿蔔的情景，曾心痛得慨嘆良久。但俊子覺得幸福，《女聲》的銷售額不斷上升，證明《女聲》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和信任。更使俊子可心的是：很多讀者把她視作知心姐姐，向她傾述衷情。
正是這根信任的紐帶，支撐著《女聲》在越來越微不足道的補貼中站定了腳跟。除了平價紙，《女聲》已沒有任何資助，而上海的物價卻在日趨上漲。根據當時的“日本東洋經濟新聞”的調查，假如把1941年的上海物價指數定為100的話：1942年為206、1943年為671、1944年為707，到日帝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指數攀升到7250。《女聲》堅持出刊到1945年7月，是讀者認定了她。《女聲》不僅在她的誕生地上海，在整個華東、遠至北方的天津和北京，都有她的代銷處。總代銷處是上海知名的中央書報發行所、五洲書報社、文匯書報社。
正像俊子逃離日本時蜚論纏身一樣，日本輿論又找到了她，說她又老又窮又沒地位，蕩盡了昔日芳華。
關露進入《女聲》後，協助左俊芝——田村俊子，把握著《女聲》一直沿著為婦女的軌道前進。俊子十分滿意這個得力助手。1943年，當第二屆“大東亞文學工作者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之際，俊子為關露搞到了一個代表名額。俊子說：“你是搞文學的，去日本看看增加些感性知識吧！你可以從日本本土來看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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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3）
大會指派給關露的發言題目是“東亞共榮”，關露強調自己是搞婦女問題的，只想談談日中婦女間的交流體會，如此閃過了這個難關。當她和俊子介紹給她的日本左翼人士座談時，與會的人士問她：“上海過去是文化中心，現在是什麼？”關露幽默地回答：“現在是黑市中心。”這一語道破上海實態的語言，令與會者震驚，為之折服。
1945年4月15日，《女聲》3卷4期的清樣出廠，俊子像往常一樣去工廠看校清樣。路上突發腦溢血，昏迷中，從乘坐的黃包車上跌下，倒在了北四川路和崑山路的交叉路口。
被中國老百姓從馬路上救起送進醫院的俊子一直沒有甦醒，關露守護著她。望著這位朝夕相處穿著中國衣衫的日本朋友，幕幕往事清晰閃過。彷彿俊子又在溫情絮語：“關露，你屋子冷嗎？從我這裡夾幾塊炭去吧？”“關露，你有開水嗎？從我這裡拎一壺去吧！”“關露，舟山群島那篇漁婦生活的報道，儘快發出吧！”那座她倆共同踏上踏下滿是中國人亂吐痰漬的樓梯，俊子曾多次慨嘆！可貴的是：她不是嫌棄鄙視，而是想得更遠。她和關露商量：用什麼樣的語言促使中國媽媽從小就養成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