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寫成《契文舉例》一書。此後，甲骨文研究漸成顯學。安陽也開始引起學術界注意。
此時，歐洲近代考古學已走向成熟，自視甚高的西方人開始覺察到，只有對“中國史前古代文明的發現”和“亞洲部分地區舊石器時代研究工作的展開”，“世界史前學”才可能完整。G。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５５頁。１９０１年春天，瑞典人斯文·赫定來到中國，他想透過對中國西部的實地考察，解決當時懸而未定的羅布泊的地理位置問題。他在考察羅布泊西北一帶時，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遺忘了千餘年的樓蘭古城遺址。１９０２年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標誌著西方學者開始把探險式“考古”的目光投向中國，特別是在古代世界文明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國西部地區。
１９１４年，王國維看到法國學者沙畹著的《斯坦因中亞所獲中國古簡與古文書》，開始意識到，現代考古學已超越了金石學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同年和次年，羅振玉先後出版了《殷墟書契考釋》和《殷墟書契後編》兩部著作，他在注重有字甲骨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到無字甲骨及石刀、石斧、骨器等其他殷商遺物。他在１９１６年編印的《殷墟古器物圖錄》一書中，一改前人喜用的“金石”一詞而以“古器物”稱之。金石學在中國歷史悠久，西周初年已有了文物的收藏，西漢已有人研究中國的古文字，北宋出版了最早的《考古圖》，我國的“考古學”一詞即出自於此。但直到上個世紀初，中國的考古學還不是“科學的考古學”，“古器物”研究缺乏田野考古學的基礎。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11）
催生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最大動力是地質學，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安特生 Andersson，Johan Gunnar，１８７４—１９６０。功不可沒。
安特生畢業於瑞典烏普薩拉大學，１９０１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１９１４年被北洋政府聘為農商部礦政顧問。李濟在書中這樣介紹他，“據說那時凡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大國都妄圖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到中國，以獲取中國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列強之間為此競爭很激烈。但中國政府決定不從他們中間選擇專家顧問，而任用了瑞典人的安特生。瑞典被認為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這個決策大概是根據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建議。”李濟著，《安陽》（單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０頁。安特生在張家口找到了龍煙煤礦，為此曾受到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接見。１９１６年袁倒臺，地質考察因經費短缺陷入困頓。這年６月，正在山西勘探銅礦的安特生偶然發現了一批古新生代生物化石，這一發現使事情出現轉機。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爭取了民國農商部的支援，安特生也從瑞典皇家爭取到一筆經費，於是開始對古新生代化石的收集整理。安特生（左二）在河南考察途中。
１９２０年，安特生的助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採集員劉長山到豫西調查，在澠池縣仰韶村的農戶家看到一些古石器，採買了六百多件運回北京。安特生見到這批石器大感興趣。第二年春天，在丁文江的支援下，他隨劉長山再到澠池。他們在仰韶村路邊的斷壁上，發現了一片紅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殘片，又在一灰坑裡發現了石斧。此前，雖有不少外國探險家和考古學者在中國東北、西北、西南等地採集到遠古石器，但都被認為是異族的石器，與“中國人”——所謂漢人的歷史無關章鴻釗：《石雅》，地質專報乙種第二號，１９２７年再版本，３９３—４０４頁。。安特生開始想到，也許中國真有史前遺址。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他在獲得中國政府的挖掘批准後，和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地質學家袁復禮袁復禮，河北徐水縣人，祖輩為官。他於清華畢業後赴美，１９２０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地質學碩士學位。１９２１年回國，被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聘為技師，同時在北京大學作兼職教授。等五人又來到仰韶村，共待了三十五天，挖了十七個點，發現最多的是彩陶。據袁復禮回憶，他們在仰韶村對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進行發掘，收集到帶土的實物十餘箱，其中有許多石器、骨器和陶器。安特生第一次用鋤頭刨開了覆蓋在中國史前文化之上的沉積土，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但這一發現如同孤島，於是安特生設想，仰韶彩陶多半與中亞的土庫曼安諾遺址的彩陶有某種聯絡。１９２３年，他將研究的成果以《中國遠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１９２３。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