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他比較了仰韶文化與中亞的安諾（Anau）和特里波列（Tripolye）文化彩陶，正式提出了“彩陶西來說”。
彩陶既然是從西方傳入仰韶，必然會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區留下傳播遺蹟。安特生進而想到，也許是透過絲綢之路和草原之路向東傳播的，他決定去驗證這個假說。在地質調查所的支援下，安特生從１９２３年５月開始，沿黃河西上走到蘭州，他在貨攤上偶然找到了一個裝菸葉的舊彩陶罐，得知來自臨洮後，一路尋去，終於在洮河西岸一個叫馬家窯的村子發現了新的仰韶文化遺址。讓他震驚的是，這裡的彩陶器型豐富，打磨細膩，圖案比仰韶發現的更加絢麗。１９２４年夏，安特生又在甘肅廣河縣洮河西岸發現了齊家遺址，那裡出土的多是沒有花紋的素陶，彩陶多是紅褐色，紋飾簡單，以菱形網紋和三角紋為主，出土的大耳罐與古希臘瓶子造型相似。於是，安特生推論，彩陶絢麗的馬家窯文化應該晚於齊家文化；馬家窯彩陶比仰韶彩陶發達，更接近西方彩陶。他以為先前的推測已完全得到證實。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12）
也許有感於安特生在中國的“發現”，瑞典考古學家、王儲阿道爾夫·古斯塔夫於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來華，進行半官方半民間的學術交流。１０月２２日，北京學術界為王儲夫婦舉行了盛大歡迎會，在京的一批中外學者應邀出席，中國方面有梁啟超、丁文江、章鴻釗等以及其他多位地質學、古生物學的學者。會上，唱主角的是安特生，他以周口店“龍骨”（古生物化石）的發現者身份釋出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周口店的發現中有幾枚牙齒，經送交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專家鑑定，認為大概是原始人的牙齒。
對於安特生等外國同行的“光榮與夢想”，李濟心情複雜。他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係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科學的工作本不應該分國界的，對於這個原則我們可以絕對的同意。不過中國的學者，卻不能引這話來遮蓋自己的懶惰，把當前的機會輕輕的放過，卻望外國的朋友老遠的跑到中國來替我們作工。……這些情形，至少我們希望，不會繼續很久。”原載１９４３年《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第一次專題展覽會專刊》非賣品，《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１—２２頁。
20世紀20年代的西陰村。
當時，古斯塔夫一行還想前往河南澠池考察安特生髮現彩陶的仰韶遺址，但道路不靖，只好到太原附近的兩個石器時代遺址作了象徵性的考察。王儲的這次學術交流活動，李濟和袁復禮未能“躬逢盛會”。就在王儲一行“駕臨”太原的那一天，他們在距太原四百公里左右的西陰村舉起了鏟子……
第六節中國人的西陰村
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李濟告別除夕氣氛中的京城和倚門懸望的家人，結伴袁復禮，赴晉南進行考古調查。
進入山西境內，他們經太原、介休沿汾河南下。選擇晉南，是那裡治安狀況相對較好，考古資源豐富，史籍中載有堯都在平陽、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李濟寫過“挖掘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的動機”，他寫道：
近幾年來，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經證明中國北部無疑的經過了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肅東至奉天，他發現了很多這一類或類似這一類文化的遺址。因為這種發現，我們對於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興趣就增加了許多。這個問題的性質是極複雜的，也包括著很廣的範圍。我們若要得一個關於這文化明瞭的觀念，還須多數的細密的研究。這文化的來源以及它與歷史期間中國文化的關係是我們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種報告中對於這兩點已有相當的討論。他所設的解釋，好多還沒有切實的證據。這種證據的需要，他自己也認得很清楚。所以若是要得到關於這兩點肯定的答案，我們只有把中國境內史前的遺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這種功夫，這問題是解決不了的。自然，因此發生的問題不止這兩個；其餘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樣的興趣。我們現在的需要，不是那貫穿一切無味的發揮；我們的急需是要把這問題的各方面，面面都做一個專題的研究。這個小小的懷抱就是我們挖掘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的動機。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李濟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０頁。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13）
李濟寫過一篇題為《山西南部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