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為決不是被外界刺激、外界環境機械決定了的。
說到底，刺激只是為了機體的內部過程而存在。
除非考慮與機體的內部過程的關係，否則，刺激便沒有什麼意義。
最終決定反應發生的，只能是機體的內部過程。
反應，只有跟一系列機體的內部過程聯絡起來，才有可能發生。
由於不同的有機體對環境刺激的感受性及對生命衝動的耐受性不同，而有機體的內部過程又總是受制於生命衝動的精神力的法則，這，就使得不同的有機體的內部過程有不同的特性——典型的、穩定的動力特性。
人們習慣上，把有機體的內部過程的典型的、穩定的動力特性，稱之為氣質。
因而，不同的有機體，有不同的氣質型別。
例如，有的人易動感情，行動敏捷，對周圍環境的適應性強，但情感體驗卻不夠深刻，不夠專一，容易出現浮躁和輕率；有的人則堅毅、穩重，情緒穩定，不易受環境因素的影響，但往往死板，惰性較大，有時顯得固執；有的人對於情感的體驗非常深刻，情緒發生快而強烈，但卻任性、脾氣暴躁，忍耐性也差；有的人則溫柔，恬靜，言行謹小慎微，但缺乏熱情，心理承受能力太弱，常常顯得孤獨和怪僻；等等。
從有機體的氣質差別觀察個別差異，簡直可謂脾氣各不相同，稟性萬人萬樣。
第二節 氣質的基本型別
關於人類的氣質，人類行為的個別差異問題，在很早之前，就被人們所關注。
在我國上古元陽真人所著奇書《黃帝內經》中，即曾把人分為“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平和之人”，認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澀，陰陽不和”；“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腑不調”；“太陽之人，居處於於，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常剛愎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見《黃帝內經？靈樞？通天第七十二》）。
而我國古代春秋時期的孔子，在《論語？子路篇第十三》中，亦曾把人分成“狂”、“狷”、“中行”三類，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在孔子看來，“狂者進取”，這類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是積極的、進取的，他們“志大言大”，言行比較強烈而現於外，熱情，好動；“狷者有所不為”，這類人舉止比較拘謹，“有所謹畏不為”；中行者則介於“狂”、“狷”之間，不偏不倚，“依中庸而行”。
二世紀後半葉，羅馬醫生蓋倫（Claudius Galen；129？199），繼承了公元前五？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著名醫生希波克拉蒂斯（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的體液病理論，認為人究竟屬於哪一種氣質，是由其體內的生於心臟的血液、生於腦的粘液和生於肝的黃膽汁以及生於胃的黑膽汁這四種體液的混合比例中誰佔優勢來決定的，提出了四氣質論：混合比例中以血液佔優勢者，為多血質，血液是熱與溼的配合，因此，多血質的人溫和而潤順，像春天；以粘液佔優勢者，為粘液質，粘液是冷與溼的配合，因此，粘液質的人冷酷而寡情，像冬天；以黃膽汁佔優勢者，為膽汁質，黃膽汁是熱與乾的配合，故，膽汁質的人熱情而急燥，像夏天；以黑膽汁佔優勢者，為抑鬱質，黑膽汁是冷與乾的配合，故，抑鬱質的人冷漠而浮燥，像秋天。
這，就是流傳很廣，由於在日常生活中確實能夠找到這四種氣質型別的典型代表，因而，具有實踐意義，時至今日仍在沿用的蓋倫理論。
前蘇聯心理學家達維多娃，曾經形象地描述了以上四種氣質型別的人在同一情境中的不同行為表現。
例如，四個不同型別的人去看戲，但都遲到了，他們表現出不同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