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港。
“她告訴我，我的性別比她認識的大多數人都更清楚。”羅貝塔道，“我真的需要這句話，因為我一直得用那臺可怕的擴張器，防範我的蔭道收口合攏；我覺得像一臺機器。”
好老媽。
蓋普寫道。
羅貝塔忽然說：“你寫的東西里有那麼多對人的同情，但我從你身上，你的現實生活裡，看不到什麼同情。”珍妮也一直指控他這一點。
但現在，他自覺有更多同情心。下巴被鐵絲鎖緊，妻子手臂吊著繃帶——丹肯的漂亮臉蛋只剩半張完好——蓋普覺得對其他流浪到狗頭港的不幸者，更能慷慨相待。
這城鎮只有夏天是旺季。到了淡季，海洋路盡頭，灰綠色的沙丘和白色沙灘之間，就只剩這棟屋瓦泛白、有門廊和角樓的豪宅還有人住了。偶爾跑來一隻狗，在骨骸色的漂木間東嗅西嗅，還有住在內陸好幾裡外的退休人員，住在過去消夏的別墅裡，不時來海邊散個步，撿幾粒貝殼。夏季的海灘上滿是狗、小孩和幫忙看小孩的人，港灣裡總有幾艘色彩鮮豔的船。但蓋普一家搬過來時，整個海岸都像被遺棄了。沙灘上到處散落冬季漲潮帶進來的垃圾，荒無人跡。整個四月和五月，大西洋都呈瘀傷的鉛灰色——跟海倫鼻樑一個顏色。
淡季到鎮上來的人，一眼就會被認出，都是來找那個著名護士的迷失婦女。夏季，這些婦女往往得在狗頭港徘徊一整天，才找得到知道珍妮住處的人。但狗頭港的永久居民都知道“海洋路底那棟房子”，他們會指點問路的滄桑婦女：“那房子大得像旅館，親愛的，你一定不會錯過的。”
有時慕名來訪者會先走到沙灘上，對著房子張望良久，然後才鼓起勇氣，上前探問珍妮是否在家；有時蓋普會看見她們，一個兩個三個，蹲在海風吹襲的沙丘上，瞪著房子看，好像這樣就可以讀出裡頭的同情心有幾度。如果不只一人，她們會在沙灘上商議；其中一個會被公推出來敲門，其他人則瑟縮在沙丘上，像被勒令不得亂跑的狗！等候召喚。
海倫替丹肯買了一個望遠鏡，丹肯可以從他那個有海景的房間，窺伺膽怯的訪客，在傳來敲門聲之前好幾個小時，就宣告她們的存在。他說：“有人找奶奶。”調焦距，不斷調焦距。“這個大概二十四歲，也可能十四歲。背一個藍色的揹包。她拿了個橘子，可是我想她不會吃。有人跟她一起，可是我看不見她的臉。她躺下來了；不對，她生病了。不對，她好像戴著面具。可能是另外那個的母親——不對，是她姐姐。或只是個朋友。”
“她開始吃橘子了。好像不怎麼好吃。”丹肯報道。羅貝塔也跑來看；有時海倫也看。但多半時候是蓋普去開門。
“是，她是我母親。”他會說，“她出去買東西了。請進，如果你願意等。”他會微笑，但他也會用跟那些在沙灘上撿貝殼的退休人員挑選貝殼一樣的眼光，仔細端詳訪客。在他下巴痊癒、撕裂的舌頭長好之前，蓋普會準備好一把紙條再去應門。很多訪客對於接到紙條，毫不感到意外，因為那也是她們僅有的溝通方式。
哈囉，我名叫貝絲。我是愛倫·詹姆絲協會的一員。
蓋普也給她紙條：
哈囉，我叫蓋普。我下顎受傷了。
他會對她們微笑，視情況遞上第二張紙條。有時是：
廚房生了一爐好火；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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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時是：
別擔心，我母親很快就會回來。這兒有其他婦女。想見她們嗎？
這期間，蓋普又開始穿西裝式外套，倒不是因為懷念史迪林（或維也納）的生活——當然也不是因為住在狗頭港有必要穿正式一點，這兒的女人當中，似乎只有羅貝塔在意自己的穿著——而是因為他需要那些口袋；他隨身攜帶一大堆紙條。
他試圖到沙灘上跑步，但不久就放棄了；跑步會使下巴喀喀震動，舌頭撞到牙齒。但他還是在沙上步行幾英里路。警車把那個年輕人帶到珍妮的房子來那天，他剛散完步回來；警察扣著那人的手臂，扶他走上寬敞的前門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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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馬可·奧勒留眼中的世界（5）
“蓋普先生嗎？”有個警察問。
蓋普散步時穿的是運動服；他沒有帶紙條，但他點點頭，是的，他是蓋普先生。
“你認識這個人嗎？”警察問。
“他當然認識，”年輕人道，“你們警察就是誰也不相信。你們不懂得如何放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