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在那“身份證”不知為何物的年代，單位“神聖”的公章蓋在匯款單上，同事就能幫他代取稿費。那是豬肉每公斤只賣五六角、羊肉每公斤才賣二三角的年月，幹事說，那時的稿費真管用。
我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是1981年12月26日發表在《萬縣日報》上的一篇五百來字的小小說。我之所以非常準確地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我讀到刊有我小小說的報紙的這天，我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父親這棵大樹倒了，和接踵而來的處女作的發表，這種悲喜交加的事突然在一天之中發生，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這篇小小說得到了兩元稿費。我花二角伍分錢，去書店買了一套早就看好的書籤，在每張上都標註了這個悲喜交加的日子。剩下的那一元多，我在小儲蓄所裡開了個戶頭存著，想留個紀念。
十年後，我把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贈給初中的班主任陳老師時，她摸索著找出一枚書籤，細心地夾在書的扉頁裡。我一眼認出，那是我用稿費買的那套書籤中的一張，送給她這麼多年了居然還儲存著，可另外那些我自己一枚也沒能留下來，而那個存著稿費的戶頭，也早在我工作調離時登出了。
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了，卻沒有一分錢稿費。不僅稿費沒有，為自費出版這本集子，我東借西湊還倒貼六千多元，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在我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元的年代，這個“包袱”是多麼的沉重，我也不知要何時才能卸下。
我結婚的時候，這個“包袱”壓得我買不起一件傢俱，好在新房是我的單身宿舍，全部領借單位配製的臨時傢俱湊合。結婚的酒宴根本稱不上“席”，頂多叫朋友聚餐，餐費也是幾個同事湊起付的。母親知道我終於結婚了，特地從縣城老家趕了過來，當她看到已工作了十多年的我還這副寒磣的模樣，數落著從她那“單薄”的存款中取了兩千元給我。這些錢我最終沒拿到傢俱店去，交給了我欠著印書費的那家印刷廠裡。
卸下這個沉重的“包袱”時，是在三年之後，我從單位辭了職開始做生意，已決定從此擱筆了。這時自費出版散文集已成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即使印張多點，用紙克數厚點，裝幀精美些，我也絕不會再背上“包袱”了。
擱筆後，我收到的最後一筆稿費沒去郵局領取，匯款單至今留存著。
現在我時常又想寫點什麼，開啟電腦，也許是面對顯示器沒了握鋼筆時的靈感，連一段滿意的文字也敲不出來。好在有了網際網路，文稿寫出來不需編輯、總編長時間的層層稽核，放到我的部落格裡就算發表了，自然，沒有了稿費。
先前一位一塊兒寫稿而現在做了總編的文友說，如今的稿酬標準比以前提高了幾十倍，有些報刊社還實行了優稿優酬的辦法，稿費高得很。
我常想，人有時背上一點“包袱”，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懷念父親
我剛滿十七歲那年，父親就永遠離開了我。
其實八歲時我才和父親住在一起。那年，父親來寄養我的姑媽家，接我回縣城去讀書。他中等個子，臉很黑瘦，沒有笑容，這是父親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儘管當時姑媽一個勁叫我喊“爸爸”，我就犟著性子始終不開口，還不願跟父親一起走。
父親很嚴厲，即使在他心情稍好的時候，也只有說教。他上過四年小學，愛給我們兄妹背誦學過的課文，其中常背的一篇名叫《自鳴鐘》，說的是一個叫小明的小朋友珍惜光陰的故事。這點我還是很佩服，三十多年前讀的內容，他居然還能全文背誦。他側著頭，兩眼望著窗外，若有所思的樣子，背誦的聲音粗壯而略帶嘶啞。背完了，他的兩眼仍然停留在窗外，似乎在尋找什麼。我們都靜靜地坐著，誰也不敢打擾他，即使這是他心情最好的時候。
天底下的父親都是“望子成龍”。每到學校考試的日子，父親一大早就起床，給我買回豆漿油條。那時豬肉憑票供應，父親總是將肉票積攢在一起，用在我考試這幾天，家裡天天吃肉。但總是事與願違。
我喜歡姑媽家屋後的那片竹林，在一次上圖畫課時，我畫了一幅竹子圖，沒想到圖畫課老師當著全班同學表揚了我，我便由此喜歡上了畫畫，立志要當畫家。每學期的新教科書發到手上後，書背後的空白處我都會畫上搖曳的竹子。三十多年前那個時代的小縣城，讀書是正業，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自已的興趣和愛好。當然父親也不允許我畫畫，經常檢查我的書包，而我自有一套應付檢查的辦法。上學的路上，有一片長著雜草的開闊地，堆放著建房用的水泥預製板，我悄悄把圖畫本和顏料筆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