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拓本來看。單拿拓本來看，也不能敷衍漫長的歲月，又不能有這些錢去每天買一張，於是動手來抄，這樣一塊漢碑的文字有時候可供半個月的抄寫，這是很合算的事。因為這與謄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別漢碑又多斷缺漫漶，拓本上一個字若有若無，要左右遠近的細看，才能稍微辨別出來，用以消遣時光，是再好也沒有的，就只是破費心思也很不少罷了。
在同書裡《俟堂與陳師曾》一節中，周作人還說：
洪憲發作以前，北京空氣惡劣，知識階級多已預感危險，魯迅那時自號俟堂，本來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經傳，說出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亦無不可，實在卻沒有那樣曲折，只是說“我等著，任憑什麼都請來吧”。
辛亥革命前後（7）
袁世凱稱帝失敗，並於1916年6月死去。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時期。各派軍閥不斷進行戰爭和政爭。1917年7月1日，軍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魯迅不肯向復辟的皇帝陛下稱臣，7月3日，他到###向同事道別，不幹了。幾天之後復辟亂平，他才回###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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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
陳獨秀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辦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當時陳獨秀本人大約也未必想到，這個雜誌在轉移社會風氣，影響歷史程序方面，在中國報刊史上，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卷首刊出《社告》五條，第一條說：“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在第一號“通訊”欄中給一個讀者的覆信裡，陳獨秀這樣說明雜誌的方針：“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儲存國粹而受非難，難乎其為政府矣！”重要的是提高國人的覺悟，特別是寄希望於青年一代，這當然是對的。在袁世凱的治下，也不得不和現實政治拉開一點距離，不宜批評時政吧。不過話雖這麼說，要做到一點不談也不容易，就說這封讀者來信吧，這位寫信的人要求陳獨秀作文批評籌安會所鼓吹的君主立憲優於共和的主張。陳的覆信說是“尊欲本志著論非之，則雅非所願”。可是事實上陳在覆信中還是對籌安會的論點作了有力的反駁。卷末的《國內大事記》在記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傾向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的死，就像歷史上那些獨裁者的死總要帶來政治形勢的變化一樣，一時政治空氣也有點鬆動。9月1日開始出版的《青年雜誌》第二卷，宣佈更名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國內大事記》對於時局的這一變化表示興奮，希望國家從此長治久安。
袁世凱一死，一些亡命國外的人紛紛回國。秋天，蔡元培回來了，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戊戌變法那一年（1898）辦起來的京師大學堂，當時的學生都是進士、舉人出身的各京曹，差不多每個學生都帶了一個聽差到學校裡來服侍。他們在逛窯子這一方面名氣甚大，與參議院眾議院齊名，有所謂“兩院一堂”之稱。蔡元培就是到這暮氣沉沉的腐敗的學校去當校長。經過他銳意整頓，很快北京大學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他以“相容幷包”的原則聘請了許多新的教師。正好陳獨秀因事來北京，蔡元培幾次前往敦請，請他來校擔任文科學長。先後聘來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適、錢玄同、李大釗、黃侃（季剛）、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劉半農、王星拱等人。甚至還有拖著辮子的辜鴻銘，有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學校裡，學術自由的風氣也日漸濃厚起來，學生中也成立了很多社團，像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傳習所等等。
胡適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其中提出“施耐庵之《水滸》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具體的主張，他提出：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