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在這篇用文言文寫成的論文裡提出了改用白話文的主張。
馬上就得到了響應。在下一號的《新青年》上，陳獨秀髮表了《文學革命論》，“以為吾友之聲援”。文章提出“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毀壞這鐵屋的希望（2）
胡適看到這篇，“快慰無似”，就寫了一封長信同他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信中有這樣一句：“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可不贊成胡適的這個態度，他在覆信中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這件事情上他有十足的自信心。後來，胡適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文中回顧說，他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平和的討論”，“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是陳獨秀的一篇《文學革命論》，才“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1917年3月的俄國革命推翻了專制的沙皇。在俄國著手建立民主政治。可是幾個月之後，11月7日的革命又推翻了3月革命所產生的臨時政府。列寧的布林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在俄國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試驗。這對於熱切希望中國有所變革的激進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大釗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表示希望：“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他還套用徐敬業討武則天檄文的口氣，說：“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從這時候開始，《新青年》用越來越多的篇幅宣傳十月革命，宣傳蘇俄，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跟魯迅、周作人兄弟在東京一同聽章太炎講學的錢玄同，這時是《新青年》雜誌的同人。他很熱心敦促魯迅兄弟給《新青年》寫稿。後來他在《我對周豫才（即魯迅）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回憶說：
錢玄同民國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復）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於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民國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裡了。自此以後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國十年下半年）。
對於錢玄同的登門約稿，周作人是比較快的答應了，魯迅卻是很遲疑了一些日子才答應。後來他在《〈自選集〉自序》中這樣回憶起當時的心情：
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記錄了他和錢玄同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了他這種失望、頹唐的情緒。那是他住在紹興縣館的時候，正在抄古碑，錢玄同來訪了。
“你抄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次，他翻著我那古碑的抄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