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招繆撒，欲造“蒲鞭”，
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
劉半農自己加了兩條註釋：
繆撒，拉丁文作Musa，希臘“九藝女神”之一，掌文學美術者也。
“蒲鞭”一欄，日本雜誌中有之；蓋與“介紹新刊”對待，用消極法篤促編譯界之進步者。餘與周氏兄弟（豫才，啟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設此欄之意；唯一時恐有窒礙，未易實行耳。
在這一年將盡的夜裡，展望即將來臨的一年，想到要做這樣那樣的事情。“欲招繆撒”這一點，看來可以解釋為打算進行文學創作。“蒲鞭”一欄，劉半農的註釋說得太簡單了，很難推知魯迅他們當時的具體設想是什麼。也許，後來把範圍擴大了一點，不僅限於新出書刊的評介，而兼及於社會批評，也就是《新青年》從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4月）開始的《隨感錄》這個專欄吧。在雜誌的第五卷第三號（1918年9月）上，魯迅發表了《隨感錄二十五》，接著，他在這一欄裡發表了好些篇短評，後來都收在他第一本雜感集《熱風》裡。幾年之後，他在這書的《題記》中回憶說：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儲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
就在刊出劉半農的《除夕》這首詩的同一期雜誌上，還刊出了錢玄同與劉半農的“雙簧信”，正好反映出《新青年》雜誌“四面受敵”的情形。這篇標題為《文學革命之反響》的讀者來信，實際上是由錢玄同執筆，把社會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的種種論調集中起來，摹仿復古派的口吻，用“王敬軒”這個虛擬的署名寫給《新青年》編輯部的，同時刊出劉半農寫的針鋒相對痛加批駁的覆信。只是這覆信的措辭輕薄，連什麼“鮮靈芝”、“刁劉氏”都寫進去了，反而引起反感，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後來《新青年》同人也很覺懊喪。
這是1918年1月的一次和過去學生的聚會，三個月之後，魯迅就創作了《狂人日記》。
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第一篇是小說《狂人日記》（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早兩年，他的表弟阮久蓀，大姨母的兒子，忽然精神病發作。魯迅就近觀察了他病中的表現，才促使他寫這一篇的吧。這是一篇政論性很強的小說。作者沒有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安排花費許多心思，他幾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透過小說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來，對幾千年來中國吃人的宗法制度和舊禮教作了憤怒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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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這鐵屋的希望（4）
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1918年8月20日，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談到了這篇小說，談到中國歷史是一部吃人歷史的這一思想。這信中說：
《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鑑》，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這裡所說的“吃人”，當然是一種象徵的、比喻的說法。實際上，它說的是幾千年來專制主義（宗法家族制度以及禮教都是它的組成部分）對人的摧殘。小說剛剛發表，就得到了響應。成都吳虞寫了篇《吃人的禮教》（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說：
我讀《新青年》裡魯迅君的《狂人日記》，不覺得發生了許多感想。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記》內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我覺得他這日記，把吃人的內容，和仁義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著禮教假面具吃人的滑頭伎倆，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吳虞這篇文章舉出了不少中國史乘記載的真正吃人的事例，例如《後漢書·臧洪傳》說臧洪“殺其愛妾，以食兵將”，《新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