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忠義傳》說張巡守睢陽，也是從殺妾以饗軍士開始，吃完了圍城中的婦人，接著吃男夫老小，一共吃了二三萬人。吳虞說，他們為了自己“在歷史故紙堆中博得‘忠義’二字，那成千累萬無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為功，真是殘酷極了。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在這篇小說中，魯迅透過“狂人”的口，表示了他對於將來新的社會制度必將到來的堅定信念：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狂人日記》發表的時候，第一次用了“魯迅”這個署名。這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但是魯迅第一篇用白話文寫的小說，而且是新文###動的第一個最可貴的收穫。正如他自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說的，這一篇“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它在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是一篇重要文獻。
《狂人日記》發表之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寫了《孔乙己》（1918年冬）、《藥》（1919年4月）等等小說。
小說《孔乙己》，是透過一個少年人（酒店學徒）的眼睛，來看一個不幸的讀書人的境遇。“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
這個小學徒發現：在他那酒店的顧客中，“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話，就把這人的境遇寫出來了。就是這件“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的長衫，表明他不屬於那做工的“短衣幫”，而是 “士”人一類。可是他又這樣窮困，已經不能“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裡，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只能同那短衣幫一起，站在櫃檯邊上喝上一杯。
在酒店裡，他常常讓人隨意取笑。回答這些取笑，他“嘴裡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眾人也都鬨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小說寫了這樣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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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這鐵屋的希望（5）
有幾回，鄰舍孩子們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著碟子。孔乙己著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裡走散了。
可見他《論語》讀得很熟，孔夫子說的“聖人多乎哉？不多也”，他隨口就用上了。小說中他最後一次出場的場景是令人戰慄的：
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裡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裡，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當然是科舉制度的一個犧牲者。科舉取士，作為一種制度來說，在歷史上是起過積極作用的。在這種制度之下，除了倡優皂隸等等被社會賤視的人之外，所有士農工商不問貧富門第都有平等的機會透過一定的程式進入仕途，成為政府官員。比起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九品中正”制要公平得多。考試所用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固然有禁錮思想的作用，但也不失為測驗學力和智商的一種標準。只是那時政府的政務簡單，需要官員的人數很少，而讀書人除了中式做官之外，又很少其他的出路，這樣，落第計程車人境遇就悲慘了。孔乙己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
魯迅是懷著悲憫和同情的心情來寫孔乙己的。寫他受到社會的迫害，真活不下去了，可是依然艱難地掙扎著活下去，依然保持著自尊和自愛之心。
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書中回憶說：
我嘗問魯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說裡，他最喜歡哪一篇。
他答覆我說是《孔乙己》。
有將魯迅先生小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