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別種文字的，如果譯者自己對於某一篇特別有興趣，那當然聽憑他的自由；如果這位譯者要先問問原作者的意見，準備先譯原作者最喜歡的一篇，那麼據我所知道，魯迅先生也一定先薦《孔乙己》。
魯迅先生自己曾將《孔乙己》譯成日文，以應日文雜誌的索稿者。
《藥》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名叫夏瑜，顯然是對1907年被殺的女革命家秋瑾的紀念。在小說中，夏瑜並沒有出場，就從旁人的談論中，人們可以看到這一位視死如歸的革命家的英雄氣概。他被關在死囚牢裡，已經是生命的最後時刻了，這時他想的不是正一步一步逼近自己的死亡，而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是革命事業的前途。他向獄卒宣傳，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勸牢頭造反”。當他因此遭到獄卒毆打，他的反應是“還要說可憐可憐哩”，他在可憐這耀武揚威打他的人，這人竟毫不感覺到自己過的也是屈辱的奴才的生活，絲毫想不到應該改變這個可鄙可悲的處境，爭取過真正的人所應有的生活。這是多麼可悲憫的不覺悟啊。魯迅懷著最誠摯的敬意寫出了這個革命家的形象。
小說著重寫了開茶館的華老栓，寫了坐在茶館裡吃茶的閒人們，這樣就更真切地反映出了夏瑜所從事革命活動的環境，他就是在這樣的人群中活動，就是為了這樣的人群獻出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可是，他們，竟是這樣的麻木和愚昧。他們不瞭解夏瑜，不瞭解夏瑜所從事的革命，不瞭解夏瑜的流血犧牲完全是為了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廣大人民的尊嚴和幸福。他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使他們異常屈辱異常困苦的現狀，是應該改變而且可以改變的。他們甚至還相信人血饅頭可以治病之類的無稽之談。人民群眾這樣的麻木和愚昧，正是清王朝所需要的，這是他們維持統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所以他們主入中夏，就厲行愚民政策，以史不絕書的文字獄使漢族的知識分子鉗口結舌。從《藥》這篇小說中所描寫的群眾來看，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愚民政策是收到了成效的。
毀壞這鐵屋的希望（6）
對於統治者來說，僅僅做到了使人儘量愚昧還是不夠的，還須要促使人們儘量墮落，它要求人群中最墮落的部分和自己合作。它用威脅利誘、軟硬兼施的種種手段，鼓勵告密，鼓勵叛賣。它把促使人們愚昧和墮落提高到國家政策的水平。在“滿門抄斬”的恐懼和“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的誘惑面前，何去何從呢？對於一個沒有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操守的人，要不墮落，也就難了。這就是小說中告密者夏三爺這個形象出現的根據。
儘管魯迅以沉重的心情刻畫了人們麻木愚昧這種可怕的現實，可是他用夏瑜墳上的花環表示了革命事業後繼有人。“這大清的天下”後來終於被夏瑜的同志者所推翻，難道我們不能認為夏瑜其實是勝利者麼？
魯迅在《新青年》上不只是發表小說，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還在新闢的“隨感錄”一欄裡發表了好些篇鋒利的短評。向幾千年來中國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猛烈進攻，大聲疾呼地鼓吹改革，鼓吹科學精神。他寫的這些隨感錄，著重批判了那些拒絕任何改革的保守派人物，這些人以“儲存國粹”為口號，來維持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在《隨感錄三十八》裡，魯迅概括了這一流人物的主張：“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
對於“儲存國粹”這口號，《隨感錄三十五》反駁說：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儲存？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儲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儲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儲存國粹，也須國粹能儲存我們。”
儲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儲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在《現在的屠殺者》這篇裡，魯迅指斥這些反對改革的論者說：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