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當時一些較為明智的人，也感到了改革的不可避免。但是他們所能夠接受的改革，僅僅是利用外國的科學和技術來維護中國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魯迅在《隨感錄四十八》裡這樣描寫他們：
學了外國本領，儲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但這是辦不到的。魯迅告訴他們說，“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
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呢？
這時，提倡新文化運動和反對新文化運動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新青年》之外，1918年12月，陳獨秀又主辦了一個純政論性的刊物《每週評論》。1919年1月，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出版了《新潮》月刊，刊物的英文名字是The 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自己的刊物期許甚高了。這些都是一時很有影響的刊物。魯迅支援《新潮》的出版。他在看了已出的三號之後，寫信給傅斯年，談刊物的編輯方針，提出“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