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了兩杯酒端來。
“喂,”利瑪斯突然開口說,“從現在開始,我就不客氣了。你懂我意思嗎?我們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都是行家。你們得到了一名叛逃者,運氣很好。你們沒必要裝出一副喜歡我的樣子。”他說話的口氣顯得緊張而心虛。
彼得斯點了點頭。“基沃告訴我說,你是個驕傲的男人。”他冷靜地說。接著又認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話,有誰會打一個賣雜貨的呢?”
利瑪斯猜他是俄國人,但不能確定。他英語說得非常好,並且有著文明社會中常有的修養和習慣。
他們在桌邊坐下。
“基沃對你說,我會付錢給你的,是嗎?”彼得斯問。
“是的,一萬五千英鎊,在波恩的銀行裡提取。”
“沒錯。”
“他說你在今後的一年裡,可以繼續問一些問題,”利瑪斯說,“如果我配合的話,你再付我五千塊。”
彼得斯點了點頭。
“我不接受這個條件,”利瑪斯接著說,“你我都明白,那是沒法做到的。我拿到一萬五千塊後,我們就兩清了。你們的人對叛徒不留情,我們這邊的人同樣毫不客氣。你們按我提供的情報去收網抓人的時候,我可不想坐著等死。他們也不是傻瓜,他們知道要找誰算賬。你我都清楚,他們應該已經有所察覺了。”
彼得斯點頭說:“當然了,你也可以去一個……更安全的地方,願意嗎?”
“住到你們那邊去?”
“是的。”
利瑪斯搖了搖頭,接著說:“我想你們的初審需要三天時間,然後再回頭談論細節問題,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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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市蜃樓(3)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說。
利瑪斯感興趣地看著對方。
“我明白了,”他說,“你們派專家來了,要麼是莫斯科派人來了?”
彼得斯不說話,只是看著利瑪斯,讓他表演。最後才拿起面前的鉛筆說:“我們從你戰時經歷開始,可以嗎?”
利瑪斯聳了聳肩。“隨便你。”
“好,那我們就從你戰時的經歷說起。你說吧。”
“我1939年進技工學校學習。快畢業的時候,看到招收懂外語的人擔任海外特別任務的告示。因為我懂荷蘭語和德語,法語也不錯,加上我那時已經厭倦了燒電焊,於是就報了名。我對荷蘭很熟,我父親曾在萊頓從事機械工具業務,我在荷蘭生活過九年。透過常規的面試之後,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學校,學習那些常用的鬼把戲。”
“那所學校的負責人是誰?”
“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後來認識斯帝德—俄斯佩裡,才知道學校由他和一個叫費爾丁的牛津學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蘭,在那裡工作了將近兩年。那段時間,我們損失的特工很多,常常來不及補充人員,鬥爭非常殘酷。荷蘭是個很難開展間諜活動的國家,它幾乎沒有什麼偏遠的地方,很難找到隱秘的地方做活動基地或架設電臺。我們那時候一直沒有固定的居所,經常換地方,工作得非常艱難。我1943年離開荷蘭,回英國待了幾個月。然後又被派到挪威。比較起來,挪威的工作環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時候,他們讓我退役,我於是又回到荷蘭幫我父親打點生意。因為生意不好,我和一個老朋友去布里斯托開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經營了十八個月就被賣掉了。不久,我收到‘組織’的一封信,問我願不願意重新工作。那時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復他們說要考慮考慮。我在侖迪島租了一間房子,在島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東西。後來我厭倦了島上的生活,就給他們寫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為正式的組織成員。當然了,他們不連續算我的服務年限,這樣我的養老金就少了,他們是成心整我。我說得是不是太快了?”
“沒有。”彼得斯說著給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們以後還會再談細節問題,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門,那位婦人送來了午飯。飯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麵包和湯。彼得斯把記錄紙推到一邊,兩人無言地吃了起來。審訊才剛剛開始。
餐具收走後,彼得斯說:“你後來又回圓場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們讓我先做了一段時間的案頭工作,處理報告、評估鐵幕國家的軍事力量、收集有關資料等。”
“你在哪個部門?”
“四處。從1950年2月到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