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都保持故事情節的完整；同時，特定的空間使作品獲得了一個基本的形式，使得它可以承載更加豐富的思想主題。
同時，我們更看到，在固定空間的故事上，《故事新編》又使得故事分別在兩個時間上執行。一個為上古的時間，也就是“故事”本身的時間，它按照中國典籍中記載的“故事”情節推進，發生、發展、高潮、結尾等。另一個時間則是現代的時間。由於現代生活的內容摻入了以“故事”為框架的小說之中，使得小說中人物的思想、心理、情感的執行和行為的推進，都是按照現代人的基本邏輯進行的，實質上是把它們放在現代的時間中進行敘寫的。前一個時間是顯形的，是“故事”，後一個時間是隱形的，是“新編”，兩者結合，使得作品繁複、斑駁、迂迴曲折，呈多稜折射的風格，極大地豐富了作品的審美內涵。
比如《起死》一篇，作者固然將所塑造的人物放在一片有著土岡的荒地，小說表面的時間是莊子生活的年代。但作品中卻明顯有著另一個時間在推動著故事的發展。比如莊子所念的咒語：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秦褚衛，姜沈韓楊。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
這些咒語一則來自南北朝的《千字文》；另一則來自宋朝的《百家姓》，時間在這裡被完全打破了。此外，巡警的出現、“敝局長也是一位隱士”以及小說中人物都是按照現代人物的行為邏輯進行的，顯現的是與小說表面的時間不同的另一個時間——現代。兩種時間並存於同一空間之中，共同推動著故事發展，形成“多聲部”合唱的形式。
一個文字，兩種格調：莊重與油滑
從文體要求看，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學作品，必然要求其語言、風格、等方面內在一致，成為一個自足的整體，否則，作品常常要被貶為藝術上的“不完整”、“不成熟”。只有一些非常高超的大師，才可以在此超越常規，駕馭更高的要求，走驚險的藝術“鋼絲繩”。在《故事新編》這個文字中，魯迅就成功地將“莊重”與“油滑”有機地融鑄在一起，不但不顯得“拼湊”，反而相得益彰。
從作品的批判功能看，《故事新編》的主旨乃是挑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觀念。這是一個宏大而莊重的主題，必須使作者要有理性精神才能完成其分析與批判。為了實現這一主題，作者靈活運用一系列策略進行解構，一步步接近解構中國傳統文化的目標。畢竟，統治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與我們自身有著難以理清的糾葛。面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作者顯示出一種你死我活的文化立場，顯得莊重而悲壯。
但是，為了解構莊重、嚴肅的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必須反其道而行之，用嬉皮笑臉的態度面對它，以最終瓦解它。正如米蘭。昆德拉所分析的：幽默使文學作品中的道德審判被無限地延期。在嬉戲中，一切嚴肅、莊重的東西反而變得滑稽可笑。魯迅正是透過在作品中注入進“油滑”的因素，使得他重述的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頭的“神話、傳說與史實”失去神聖性與崇高感。
這裡存在一個有趣的對位：解構是莊重的，可它卻必須憑藉“油滑”進行。“油滑”看似很輕很飄，但它卻對莊重的主題進行了嘲弄。在《故事新編》中，看似對立的兩種格調，卻彼此依存地結合在一起，使小說呈現為一種“復調”的風格。
如《補天》，作者一方面用莊重的筆調塑造了女媧創造的偉大；另一方面，這種偉大卻是透過上古初民無意義的爭奪反襯對比加以強化表現出來的，魯迅用了猥褻的語氣來講述戰爭、掠奪、求仙等可笑行徑，用一種不同於《尚書》等典籍的歷史視角（女媧的視角）來敘述歷史，從而揭示《尚書》歷史敘述的不可靠。又如《理水》，作者一面用戲謔的筆調，漫畫式地描寫了學者們無聊的研究與考證、官員們的昏庸與顢頇，一面又用莊重的語氣描述了禹的出場，頌揚了禹的犧牲品質與實幹精神。
一個載體，兩種功能：教化與遊戲
如前所述，《故事新編》不僅承載了認識、教化與審美功能，而且還承載了遊戲功能。就魯迅自己所言，他的小說是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就表明了魯迅自己將小說的首要功能看作是教化民眾。從《吶喊》到《彷徨》，他的小說都在揭露中國舊文化的弊病，及其對底層民眾的壓迫、對知識分子的戕害等等。小說的目的在於讓人們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動性與腐朽性，從而啟蒙民眾，激發民眾改變舊文化、舊社會的熱情。而《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