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它們相比，不是在“揭出病苦”，而是在揭示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荒謬性質的同時，又透過戲謔、油滑等手法，讓讀者沉浸於輕鬆的嬉戲中獲得一份遊戲的快樂。
這種快樂，於魯迅是少有的。
如果我們僅僅強調作品的一種功能，勢必矮化了《故事新編》強大的藝術表現能力。
第一節 《故事新編》與“整理國故”
第一節 《故事新編》與“整理國故”
整理國故運動
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恨。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個人的思想總不免要受環境的影響。特別是思想敏銳的作家魯迅。
竹內好曾經感嘆過，魯迅從三十八歲發表《狂人日記》到五十六歲的十八年間，從沒退出過中國文壇的中心位置。我想，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魯迅始終保持著對於時勢的敏銳、對於思想文化最前沿問題的關注與積極參與。
事實也是如此。他總是以自己敏銳的知覺捕捉時代最強烈的思想、文化問題，表現出一個啟蒙者的思索、一個生命者的感悟。在他的雜文中，我們看到他所關注的思想、文化、政治問題的廣度與深度。
五四運動之後，時代迸發的強烈火光雖然漸漸趨於暗淡，但新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停住腳步。相反，新文化建設卻更加理性、更加關注著文化的深層次問題。1919年11月，新文化運動的導師之一胡適之先生撰寫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結束了以傅斯年、羅家倫為首的《新潮》和以劉師培為首的《國故》之間關於國故與科學的爭論，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回答了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後何去何從的問題，拉開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隆重的一章——“整理國故”運動的序幕。
從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大概思想線路。他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
整理國故運動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基本前提假設是：國學是缺乏科學的。整理國故，就是用西方的科學與理性精神對國學重新進行整理，用西方的科學理性精神統一觀照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思想。在20年代初，以胡適為主導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以胡適弟子顧頡剛為主導的“古史辨派”以及之後以傅斯年主導的中研院史語所三支力量，成為整理國故運動既相互論爭又相互促進的主力。至30年代後期，隨著內部陣營人員的大量流失及唯物史觀的興起，整理國故運動才漸至於衰歇。
盧毅在《整理國故運動與現代學術的轉型》一書中認為，在根本態度與當下目的上，整理國故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在理性批判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是新文化運動逐漸趨於成熟的表現。“胡適完整揭櫫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一系列口號，這些主張相連、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一個自足圓熟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這種中西文化觀已明顯超越了簡單一元的文化替代論，從而大大深化了新文化運動的認識。”
整理國故運動自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後期，佔據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十幾年的中心位置。而魯迅的《故事新編》正是這個時期寫作完成的。八篇小說作品，最早的寫於1922年，最晚的寫於1935年。對於現實的思想文化十分敏銳的魯迅，其創作會脫離這一思想氛圍嗎？
雖然整理國故運動後來被文化界指為將人們的思想視線引向故紙堆而不關注社會現實與革命，這一點包括胡適在內的這些整理國故的主將也曾有過深刻反思。但是，整理國故是在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建設面臨新的方向與領域的不確定情形下提出的，對於將新文化運動引向更加理性、更加深入所取到的積極作用，卻是歷史永遠無法抹掉的。
《故事新編》與整理國故運動
對《故事新編》的細讀就會發現，整理國故運動對於它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但這種影響又不是簡單的直接決定式的，它的影響是繁雜的、多角度的，既取決於魯迅對整理國故運動的態度，也取決於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李長之說過，魯迅“因為咒恨中國的醫藥，他就咒恨中國的醫藥所盤踞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