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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瞭解她的人以為她只會吃喝玩樂，其實不然，她大事情上頭腦極其清楚。她不是那種只會在家裡婆婆媽媽，說三道四，大事拎不清的人。她只是小事不上心，不屑於去計較，而到了關鍵時刻才“該出手時就出手”的。
抗戰時，所有國民黨政府機關撤退到內地，她隨丈夫輾轉大西南，歷盡千辛萬苦。她識大體，顧大局，不僅沒有怨言，關鍵時刻還能幫上丈夫的忙。
那時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要內遷，大量的儀器裝置和書刊資料裝成若干個大箱子，先乘船運到越南的河內，然後再轉火車到昆明。戰時的火車站大概是最亂的地方，除了難民還是難民。何況國民政府機關整體都要內遷，還動員一些重要的工廠和企業內遷，運輸的緊張是可想而知的。誰有“路子”誰就有車皮，沒有“路子”就乾等吧，等到什麼時候鬼才知道。火車站裡軍人和難民鋪天蓋地，誰也不來理會這幫書生。工程研究所的大小箱子堆在火車站的站臺上，簡直像小山一樣，但誰也沒有辦法把它們運走。
工作人員當時還面臨一個困難，因為越南長期被法國人統治，火車站系統通用法語，主要管事都是法國人，不會法語就無法辦事。聶其璧知道後挺身而出，她英語、法語都內行，幫助丈夫一起想辦法。她東一個電話，西一個電話，一會兒找站長，一會兒找朋友，在火車站上指揮若定，好像是一位不得了的女將軍，神完氣定，威風凜凜，結果不多時就被她搞定了。火車站終於調撥來幾節車廂，幫助他們把東西運走了。周仁先生和研究所的同事真是謝天謝地，一時愁雲散盡，大家不得不對這位花枝招展的夫人刮目相看。
十年浩劫當中，他們夫婦的處境是可想而知的。當時周仁先生已經身患重病，無力面對衝到家裡來的造反派，這時又是聶其璧挺身而出，代替丈夫回答那些原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問題。在被逼得實在沒有辦法時，她就以哭來表示對抗。她沒完沒了地哭，哭得昏天黑地，造反派反而拿她沒辦法。
永遠的大家風範
聶四小姐跟她母親一樣長壽，也活到了九十歲。關於她長壽的原因，她的親戚們認為與她心情開朗，萬事想得開有關係。抗戰中兵荒馬亂的，他跟丈夫輾轉去了昆明，留下兩個正在讀書的兒子跟學校轉移。她堅信兒子們在艱苦的環境中會得到磨練，沒有給他們額外的照顧。大兒子周麒跟同學們一起，步行兩個多月才走到四川重慶，一路上吃了很多苦，也冒過很大的風險。聶其璧覺得這很正常，認為這是孩子們難得的人生經歷和精神財富。
她性格好動，感情豐富，好打抱不平，親戚和朋友中無論誰有錢沒錢，她一視同仁。一旦發現誰受了冤枉和欺負，她不可忍受，一定是拔刀相助。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幾年，有關單位已經宣佈對周仁教授平反，落實政策，聶其璧的處境大有好轉，而且每週有一天可以免費使用一輛公車。而她的阿姨盛愛頤仍舊住在五原路一棟房子的汽車間裡，沒有落實政策，她的兒子被髮配到安徽一個山村，女兒大學畢業後分配在福建工作，她已年邁，孤單一人，生活上有不少困難。聶其璧認為這不公平，決心幫助她。在盛愛頤的女兒莊元貞來滬探親時，就用她的公車帶上她們孃兒倆，直奔市委統戰部。
當時市委統戰部還在南京西路青海路對面的一棟老洋房裡（現歸春蘭空調公司使用），她下車後直奔部長辦公室找部長。可是統戰部長那天不在，辦公室的人看她來頭很大，一身海外華僑的打扮，口口聲聲要找部長解決問題，誰也不敢得罪她，還端茶倒水好言相待。跟在後邊的盛愛頤和莊元貞看傻了，因為她們多年來總是受人訓斥，很久沒有受到這樣的款待了。從市委統戰部出來後，她又帶她們去市僑聯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那急切的勁頭，好像應當落實政策的不是盛愛頤，而是她聶其璧似的。後來在她和其他親戚的積極推動下，盛愛頤的女兒終於回到了母親身邊。
1987年，為紀念和表彰周仁教授一生為國家作出的重要貢獻，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冶金研究所的花園裡，為已經逝世的周仁先生豎立了銅像。在有關單位組織的周仁先生銅像揭幕典禮上，時任上海市市長###也趕來參加，向她表示慰問。她這時已經87歲了，坐在輪椅上，由大兒子周麒推著，十分得體地與大家打招呼，一點沒有受寵若驚的樣子，該怎麼著就怎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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