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3 / 4)

化發展潮流給中國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 200美元(以實際購買力為準),也翻了近5倍。

財富創造力今非昔比

當然,這些GDP數字可能太抽象。我們不妨從三個具體角度來看資本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首先,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發生質變。我們中國人喜歡說“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時期經濟發達,民間歌舞昇平。

既然這樣,乾隆朝廷應該是非常富有的,國家也強盛吧?那麼,我們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錢。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歲收為4

937萬兩銀子,按照今天1公斤銀子為3?600元的價格算,相當於今天的11。4億美元,這數字當然很大,大得讓人暈倒!—不

過,那種收入規模可能會讓農業社會的人暈倒,而對今天的中國人,這個數字也大,但不會大到暈倒的程度,因為今天一個民營公司的收

入可能就比這多。以施正榮於2001年創辦的無錫尚德公司為例,雖然公司才6歲,但其2007年的銷售收入已高達14億美元,也

就是說,今天一個施正榮控制的收入就超過了當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說施正榮和乾隆皇帝到底誰的權力更大、誰更威風,

那不是我的興趣點所在,我更關心的是今天的財富和收入創造力是多麼高,一個民營企業的歲收就超過當年盛世時期朝廷的歲收,更何況

中國今天有數千個像無錫尚德這樣的民營企業、上萬個同樣或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

其次,普通人的真實收入也翻了幾番。倫敦經濟學院的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仁對1769年清政府彙輯的《物料價值則例》以及

荷蘭東印度公司歷史檔案館做過仔細研究。如果以他們收集的收入和物價資料為準,1769年時,北京建房工人(無特殊技能)的日工

資為77個銅錢,即0。077兩銀子。按當時物價,這相當於一天能賺5。4斤大米,5。6斤麵粉,2。9斤肉,2。8斤魚,7。

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雞蛋。這些數字反映了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產能力,或說收入水平。

今天,一個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據今天的物價,這55元相當於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

41斤麵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魚(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或11

3只雞蛋(14倍)。按照棉布計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對乾隆時期增長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麵粉算次之。總之,相對於乾

隆盛世時期,中國人的真實收入翻了幾番。

最後,不僅收入的“量”有鉅變,而且在生活內容和品質上也有鉅變。乾隆時期普通人的消費開支中,75%的錢都花在食物上

,這是為了生存、填飽肚子,等於一天忙到晚就是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費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況,今天許多

消費品是240年前所沒有的,比如手機、腳踏車、汽車、火車、飛機、電腦、電燈、電視,等等。當年,在全中國,乾隆皇帝可能生活

得最舒適,但再怎麼舒適,在夏天他沒有空調,在冬天沒有中央暖氣。即使有8個人、16個人給他抬轎子,也遠比不上今天坐轎車那麼

平穩。

空調技術和交通技術也使我們的食物結構不再受季節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蘋果,北方人也不

用等到夏天去了廣東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魯讀書期間,有一位廣州來的同學,他每次拿起蘋果就流淚。因為在2

0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他母親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間她只想吃蘋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這個孝順兒子在大夏天,跑遍整個廣

州城都沒能找到蘋果。這件事給他留下了一輩子的遺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在廣州,就連全國各地的小鎮上,不管是夏天還是

冬天,都能買到蘋果,未來的孝子不用再為找不到蘋果而痛苦了。資本全球化的意義不只是在於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擴充了生活、消費的

種類與空間。

為什麼財富創造能力變遷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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