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中性的價值基準，無錫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於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麵粉這樣的生活必需品換算，由於今天政府對
這些價格嚴格管制，使糧食類價格相對低於乾隆時期（至少根據銀價折算後如此，代價是犧牲了農民的利益），這就使無錫尚德的收入遠
高於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業革命影響較大的棉布、製造品作價值本位，今天這些東西遠比乾隆時期便宜，無錫尚德的收
入就顯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類的東西受工業化的影響較小，政府對其價格管制也少，這些東西的市場價格今天反而高於乾隆時期
，如果以這些物品作價值本位，無錫尚德的收入就沒有乾隆朝廷的銀兩收入那麼“值”了。
歷史與財富
假如用一籃子消費品作價值本位
不過，以食物、日常用品作價值基準也有問題，畢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給女兒講“4 937萬兩銀子相當於525
。2億個雞蛋”後，她說“誰發瘋要這麼多雞蛋”，反而讓她從此對雞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種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種消費需要的組合
作價值基準，以收入相當於一籃子生活必需品組合的倍數，來判斷該收入量的生活價值。
按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調查，18世紀中葉，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約需要7。9兩銀子。也就是說，4
937萬兩銀子相當於626萬人1年的生活費。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資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費支出是13 244元，按照這種消費水平，無錫尚德的12億美元可以供
123萬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據一籃子消費品的標準，無錫尚德的收入價值遠低於乾隆朝廷的。不過，這13？244元消費支出
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開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這種價值本位的問題也很大，乾隆時期的一籃子消費品中，75％的錢都花在食物上，這是為了生存、填飽肚子。而今天
北京人的消費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況，今天許多消費品是240年前沒有的，比如手機、腳踏車、汽車、火車、飛機、
電腦、電燈，等等。當年，在全中國，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適，但再怎麼舒適，在夏天他沒有空調，在冬天沒有今天這樣的中央暖氣
。他有8個、16個人給他抬轎子，但那也會很顛簸，遠比不上今天轎車那麼平穩。
外來的空調和交通技術也讓我們的食物結構跟季節沒關係，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蘋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
到廣東才能吃到荔枝。資本全球化的意義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擴充了生活、消費的種類與空間。
所以，用一籃子消費品來評判同一時代不同地區間的收入水平，其意義很大；但依此評估不同時代間的收入，問題就很嚴重，因
為今天的一籃子消費品跟昔日的一籃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籃子消費品的不同，這本身就是進步，當然也證明“改革開放”165年給
中國社會帶來的好處。如果我們以這種因進步而動態變化的東西作為價值基準，那麼再大的變化也會被內生成為無變化了。
歷史與財富
改革開放給每個人帶來好處
將施正榮與乾隆比較，可能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資本全球化只讓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什麼實惠。
實際情況並非這樣。為看到改革開放對一般人的影響，我們繼續採用前面講到的實物價值基準，比較不同時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
。據《物料價值則例》記載，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無特殊技能）的日工資為77個銅錢，即0。077兩銀子，按當時物價，這
相當於一天能賺5。4斤大米，5。6斤麵粉，2。9斤肉，2。8斤魚，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雞蛋。這些數字反
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產能力，或說收入水平。
據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廣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實物購買力，從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後達到頂峰，
之後開始衰退。到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降到最低，大約是乾隆中期實物購買力的一半。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186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