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早知我會有此一答，當下如此應道；可是一轉瞬間，又“呼呼”笑了兩聲，搖晃著腦袋，嘆了口氣，“唉！也別說你，當年就連我們‘老爺子’、外加一個我，乃至身在極峰的‘老頭子’都未曾料到，洪達展給咱們變了個偌大的帽子戲法兒。要說有能看出了那戲法兒的，恐怕只有一個李綬武。可誰叫他外號人稱‘啞巢父’——明明窺出了底蘊，卻始終不肯揭穿。”魏三爺接著試探地問了一句，“高陽老弟，你還記得當年有那麼一個‘反共自覺運動’否？”
我略略遲疑片刻，點了點頭，道：“怎麼不記得？”
那是發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間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經服務軍職滿十週年、離開了王叔銘總長的幕僚，且經林適存先生（筆名南郭）之引薦，由中華日報鄭品聰社長聘為特約主筆，負責撰寫些社論、專欄之類的稿子，對於規模如此龐大的一個運動自然不陌生。
這個運動表面上是“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將發起的，目的是在鼓勵那些曾經一時“為共黨引誘、脅迫、欺騙，而不得不與匪交往、接觸、周旋的人士”自動出面向警總表白。舉凡涉有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第二至七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及十三條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辦理自首、登記，或自首、登記得不徹底、不誠實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間向警總辦理自覺。此外，這個運動還有另一項內容，那就是“凡確信某人在臺有‘匪諜’嫌疑，雖因缺乏有力證據、卻有向政府報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報’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間向有關單位舉發。”這個運動還將“反共自覺表白之事實”的時空範圍推溯、拓展至“共黨武裝叛亂以前”、“發生地區非僅臺灣，大陸、國外亦包括在內”。
從表面上看，“自白免責”之舉是當年“安定後方、鞏固復興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謗者洗刷嫌疑、還我清白的機會。可是既要人自覺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勵檢舉的內容？當是時，我看出其中有這麼一個邏輯上的牾，遂寫了一篇社論，題曰：《既雲縱之，何復枉之？——關於反共自覺運動目標與作法的商榷》。文章給上頭壓了下來，鄭社長很委婉地向我解釋：關於這個題目，已另有輪值主筆撰就一文，我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發”了。然而在面談結束之際，他語重心長地向我面授機宜，道：“高陽兄，日後再碰上這種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該明白，它是兩股勢力調不勻、鬥不攏的結果。以‘今上’的馭下之術，就是‘存而不論、以待來茲’而已。”
這話說得含蓄，卻極為清楚：“反共自覺運動”有表裡兩面，無論其初衷來意是疏其網、寬其刑，抑或是密其網、嚴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頡頏的勢力阻撓之、制衡之。到頭來決定這個運動之功過成敗的，已非理性檢驗之真偽是非，而是鬥爭角逐之強弱消長了。
魏三爺提到這一點，印證了我當初的懷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詭譎的內幕，卻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來此事與我曾兩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聞的一個人有關：李綬武。
早在這個“反共自覺運動”之前，政府曾經辦理過幾次名目不盡相同、而實質十分類似的活動。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公佈過兩次“自首辦法”，前一次所針對者為“匪諜”，後一次益示其寬而發明了一個詞兒，叫“附匪分子”，且兩次活動也都連帶地公佈了“檢舉獎勵辦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又宣佈：有為期兩個月的時間，可容“前往大陸被迫附匪分子”來一次“總登記”。負責承辦該一“總登記”活動的便是當時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為這第三回合的網羅周至、收穫豐碩，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檔案之際，卻遺失了《港澳地區附“匪”分子檢舉清冊》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連及己，殆獲不測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業上延宕呈報時日，以“港澳地區工作另行彙整”為由掩飾，另一方面則對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開積極查訪——甚至羅織——活動。
是時外間關注其事者，多以為港澳一帶為國共兩造情報人員交鋒前線，敵我溷跡雜廁，誠清查之不易，以致遷延未果。獨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圖匿隱該次“總登記”之結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連同臺北衛戍總部、臺灣防衛總部和民防司令部一併撤銷，一干任務全由新成立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接管，隸屬“國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