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業化時期的重現。這裡暫且不做社會經濟學的分析（這需要專著論述），我臆測，中美兩國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差距，是一種人類活動特有的現象……我們可將之標榜為為經濟發展而建立社會秩序。
作為一個具有法學博士學位的美籍政治學者，我發現很輕鬆就可羅列中國目前亟待解決的眾多問題。雖然這樣評論發展中的中國可能有些冒犯，但是這並非對於這個管理著56個民族的中國政府的指責或蔑視（因為許多問題是歷史環境造成的）。
經濟自由會必然導致經濟發展不均衡，進而破壞社會和諧（按照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定義）嗎？
國家決策者如何協調中央政策和企業領導的利益，同時又在依賴投資和生產的市場領域內促進價值的創造呢？
以購買汽車的自由為例。它到底是一種經濟自由還是由國家給予的一種特權呢？此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有無可能就是社會主義管理體制的一種自然演化呢？
就以上任何一種情況而言，核心問題在於確定該交易的本質和與其相關的交易結構。
我學習並從事了近20年的投資金融業務，逐漸懂得了“轉化的藝術”。“轉化的藝術”涉及一些必須達到的標準和必須實施的做法。本書著力幫助讀者理解並掌握轉化的藝術，使其能夠靈活運用。
中國的企業領導人所面臨的挑戰是提高管理技巧和改進管理作風。這個方面的最高境界已經由通用電氣公司的前CEO傑克？韋爾奇在他的著作《贏》中闡述得十分清楚。韋爾奇先生每天日理萬機，事務繁雜如同資產負債表上的專案；可他總能夠把握全域性。他不僅是位成功的企業管理者，在著作中也同樣成功地提出並令人信服地解答了這些問題。故而在此我無須贅述。
對於那些來到中國尋求投資並受益於“互利互惠關係”的“老外”，可能我也無法提供更多幫助，因為中國提出的“互利互惠關係”是在其政治經濟模式基礎上設計和構建的。顧志斌和馬文彥等人的著作，已經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逐漸變革的中國投資銀行的有機運作方式。
但是在此，我希望與讀者探討和分享我的中國結拜兄弟塗先生賴以成功的智慧和理念。作為華中地區卓有成就的企業家和私人放貸者，他很樂意同我這個外籍專家客人交流他在金融和社會交往方面的成功經驗。
塗先生和我分享彼此的信念，令我受益匪淺。這個過程促使我對自己的美國家庭歷史理解更深，也使我丟掉了一部分美國人特有的自我中心意識。
從此我轉換了思維，經常為我的行動和反應規避風險以防遭遇損失。在這之前，我有時直線思維，有時在因果關係的思考中繞圈子；可是現在，我不再臆斷或自以為了解某一個交易的本質和結構——包括買賣汽車或者轉移股權。
不論是（1）對有意投資外國市場的中國控股公司進行盡職調查，還是（2）為某個商業調查和安全保障計劃考慮交易和操作的合作方案，我都會試圖確定某一投資或交易的底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剛到中國那幾十分鐘的經歷，每每啞然失笑。一方面，作為新來者，我對環境和政策陌生，難免迷惑和顧慮；另一方面，老練的王泰助我順利過關，達到了目的。這一經歷時而令我猶豫駐足，時而又給我信心向前。
我到中國最初的幾十分鐘就做了一筆交易。細細想來，王泰能夠發現和抓住機遇，並轉化為價值：他將我引到那一輛計程車，帶我到想去的地方，最後讓我這個老外高興地付給他一百美元小費——當時相當於八百元人民幣，是武漢建築工人平均月收入。他沒有冒風險卻完成了交易，掙到了錢。
交易的底線是什麼呢？就像做公司盡職調查一樣，當我逐項審視這筆交易時，看到了這個社會中的互利互惠。親身經歷中國日常生活和其中智慧，我體驗了轉化藝術的簡單形式在中國經濟領域的運用。
就是在這些關鍵的（從機遇到價值的）轉換時刻，聰明人會發現何時應規避風險套利保值、又如何做到這一點。王泰不僅自己規避了風險未受損失（起碼他沒開黑車、沒違規衝崗），還透過同警察交流，讓我免受警察的盤查，並將我帶到他的酒店。這裡我們目睹了一筆交易的底線：互利互惠。他可稱得上是個不錯的投資銀行家了——巧妙地藉機掙錢（將機遇轉化成價值），上演了“轉化藝術”的一場好戲。
序：寬廣的視野，獨特的視角
寬廣的視野，獨特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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