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家的陽臺牆壁上有個電燈開關，上面沾有血跡，毫無疑問，這是兇手按動開關時留下的。這個位置比較特殊，正好兩堵牆形成一個直角，開關位於牆角左側一米高的位置上，開關正下方放了一個沙發椅，佔據了牆角地面，因此人只能站在沙發旁邊從側面按動開關。左芷津當場親身試驗，假如用左手按開關的話，人的臉就得貼在牆上，不僅姿勢彆扭，而且特別費勁，只有用右手才輕鬆順手。在那種特殊位置下，人們會自然而然地用右手按動開關，左芷津由此推斷，兇手是右手出血。至此，兇手的特徵已經明朗起來，能否更準確一點，確定到底是右手的哪個部位出血呢？
左芷津又把目光落在了現場的殺人兇器上，經家屬辨認，這是主人家的一把單刃餐刀，刃口朝下，刀柄上沒有護手，直接與刀刃相連。因此他分析，當兇手拿著這把刀刺入人體時，用力過猛，遇到了骨頭，刀雖然停止向前，但在慣性的作用下，手還在往前滑動，手掌面自然會被刀刃劃破。左芷津最後得出結論：兇手的右手掌面受傷出血！
不難看出，此案得以成功告破，靠的並不是什麼高深的法醫理論，或者高科技偵查手段，而是透過縝密的推理判斷，一環緊扣一環，層層剝繭，最終讓真相大白。說到底，靠的還是思維與智慧。
另一種機遇（1）
曾有人半開玩笑地問侯躍文：“你在相聲界屹立幾十年不倒，有什麼成功的秘訣嗎？”“有！”他一本正經地回答，“我抓住了人生的每一次機遇。”接著，他談起了自己年輕時在部隊當兵的經歷。
有一次，天上下著細雨，侯躍文和戰友們一起參加勞動，下水田撈稻秧——水裡面沒了氧氣，就得把稻秧根兜起來，再放回去。這是個又髒又累的活，人只能光著腳下田，底下是齊膝的淤泥。幹活時不能站著，這樣夠不著稻秧，也不能坐著，否則一屁股就坐到水裡去了，只能彎腰駝背撅著屁股，如蝸牛般前行。水面上到處遊動著吸血螞蟥，一邊幹活，還得不時地騰出手剝掉吸在腳上的螞蟥。
侯躍文正幹得起勁時，班長過來指示：“大家記得順便把裡面的肥料給打碎了。”那時莊稼地裡用的都是有機肥料，說白了就是人和牲畜的糞便，看著都噁心，他們還得用手去把它抓碎！戰士們都高聲答應著，可等到班長一走開，大家遇到肥料時都假裝沒看見，邁一步就過去了，反正也沒人知道。侯躍文看到腳下有一堆肥料，臭不可聞，頓時犯難了，抓還是不抓？猶豫片刻，他伸出手，把那堆肥料抓碎了。
“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機遇，我抓住了！”多年以後，侯躍文依然感慨萬千，“你再讓我乾點其他的髒活累活，根本不覺得很難，我連那個東西都抓過了，還會在乎別的嗎？”
不是嗎？人人都渴望抓住機遇，然而多數人追求的，只是能帶來功名利祿的機遇，往往忽視了磨練自己的大好機遇。有時候，機遇就是一堆又髒又臭的“肥料”，別人不敢抓的，你抓住了，就為日後的成功增加了一個法碼。
上海“的哥”憑什麼給微軟白領上課
假如你是“的哥”，在醫院門口看見兩個人同時向你招手，一個手裡拿著藥，另一個手上拿著臉盆，你會接哪個上車？可能有人會說，當然是就近原則，誰離得近就讓誰上車。上海有個“的哥”叫臧勤，他說應該接手上拿臉盆的人，理由很簡單：手上拿藥的人多半是小病小痛，不會跑到離家太遠的地方去看病，而拿臉盆的人一定是住院的，路程通常會更遠，同樣是拉一趟客，收入卻相差懸殊。
臧勤被稱為“神奇的哥”，他在上海開了17年計程車，原本默默無聞，直到幾個月前，他遇到了一位特殊乘客，才被廣為人知。
一天中午，臧勤在上海美羅大廈門口接到一位乘客，車子剛起步，他就跟乘客熱情地聊了起來，“終於被我守到你了，從寫字樓裡出來的，肯定路程不短。”乘客一愣，自己的確要去機場，“你怎麼知道？”他說，“我看一個人只要3秒鐘，那些在超市門口、地鐵口打車，穿睡衣的人可能去機場嗎？機場也不會讓他們進去啊……”乘客不由得興致大增，請他繼續往下說。
臧勤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在人民廣場看到三個人在前面招手：第一個是年輕女子，拿著小包，剛買完東西；中間是一對青年男女，一看就是逛街的；第三個是穿羽絨服青年男子，手上還提著膝上型電腦。我毫不猶豫地把車開到了羽絨服面前，那人上了車也覺得奇怪，說你為何放棄前面兩個不接，偏偏開到我面前？我說，第一個女孩子是中午溜出來買東西的，估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