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所以，大臣最重要的職責不是處理每日的繁瑣公務，而是把他的智慧與經驗貢獻給朝廷，使皇帝成為造福天下萬民的聖君。當然，這只是儒家期望的一種理想狀態，高度的集權的君主制現實根本無法實現這種理想。任何人都不喜歡被說教，即使是一個三歲的小孩也喜歡由著性子玩耍，何況是萬人之上的帝王，所以高度集中的權力、至高無上的地位使皇帝樂於獨斷專行，聽不進大臣不同的意見。只有當形勢危及到他的統治時，才會採納大臣的建議。而咸豐帝也未能脫俗，也是這樣一位君主。
結果可想而知，咸豐帝大喝：“狂悖！該當何罪！”
這聲怒喝把曾國藩驚醒了，他急忙跪倒在地“臣有罪，臣有罪。”
可見，曾國藩並不是像魏徵那樣死諫，不過，在沒落的大清王朝，他能走出這一步已經很了不起了，因為咸豐帝畢竟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摸了老虎屁股的曾國藩希望這種退讓能保住自己的項上人頭。
眼看曾國藩就要被治罪，文武大臣們都跪下為他求情，說他罪該萬死，但冒死直陳，出於對國家的愚忠，視皇帝為舜堯，望免其罪。好一通拍馬，咸豐這才沒有加罪於曾國藩。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48。冒死直諫不好玩2
曾國藩因為這次冒死的犯顏直諫差點丟了腦袋，但事情傳出後，他在京師，尤其是在鄉里贏得了一片讚譽之聲，都說他是魏徵再世，是大清的福星。
一道犯顏直諫的上疏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呢？這要從當時報喜不報憂的官場風氣說起。
康雍乾三朝，為了鞏固大清的統治，除了不斷加強皇權和籠絡漢族士大夫外，朝廷也對不馴服者實行思想言論上的*，即文字獄。結果，高度集權的後果是臣子主動性的喪失，文化學術也沒有了生機，還催生了政治的*。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頌德，但卻聽不到真話，這就是政治*的重要特徵。乾隆末世與嘉慶、道光兩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這麼一種風氣。
中樞如此，地方官場的風氣不用腦袋想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個人只能隨波逐流，很難有所作為。曾國藩的京宦生涯也是這麼過來的。他升任侍郎後，大都是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的公事，他甚至對朋友們戲稱自己像只寄生於官場的蝨子。這種庸庸碌碌的無為生活和他心中的大志相差甚遠，再加上頑癬等病痛的折磨，使他灰心喪氣，好幾次都想辭官而去。
曾國藩的所為博得了朝野內外的讚譽，咸豐帝正是用人之際，所以就沒有因為曾國藩的直諫而處罰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但是絲毫不能捂熱曾國藩已經冰冷的心。
經過這次直諫風波後，曾國藩學乖了，他雖然還曾就國事上疏，但都是就事論事，再也沒有犯顏直諫了。畢竟，曾國藩也只有一顆腦袋，他再也不願意拿自己的腦袋來開這種玩笑了，所以《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是曾國藩犯顏直諫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之後不久，曾國藩因為母親病逝回鄉，不久就奉旨幫辦團練，直到咸豐病逝，君臣之間再沒有見過一面，這當然是後話了。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國藩向皇帝上了《備陳民間疾苦疏》，在奏摺中，曾國藩詳細地列舉了很多嚴峻問題：一是銀價太高，賦稅難納； 二是盜賊太多，民眾生活沒有安全感；三是冤獄太多，正氣難以伸張。這三個方面都是目前最緊要的事務，其中盜賊太多、冤獄太多兩項，請皇上反覆告誡外省，嚴厲責令督撫，一定要想出改變的辦法。否則民心渙散，國家就危險了。至於銀價太高一條，可以採用平價的辦法。第二天，他又續陳《平銀價疏》，提出平銀價的六條具體措施。
在這裡，曾國藩打出的是“為民請命”的旗號。這個“民”他主要是指中小地主階層，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觀反映了農民群眾的疾苦實情。他還很重視“民心”向背的思想，比那些渾渾噩噩的滿清貴族顯宦們強的不是一點半點。
這兩封奏疏引起了咸豐的重視，他批示讓吏部等細細研究，儘快解決這些事情。在他看來，這個喜歡上書的曾國藩還是有學問，有能力的。但卻是一個認死理、可敬不可親的人。這樣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宮廷長大的皇帝，從小耳濡目染地學會了很多權謀之術，因此對付這樣一個漢臣，他還是綽綽有餘的。
49。忠孝不能兩全1
天氣的好壞很容易影響人的心情，反過來說，如果你的心情不好，那麼即使是陽光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