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所發生的各種國際性事件的意義。但是，隨著思考的越來越深入，他感到，在那些事變的背後，似乎有一種超乎當下的歷史必然性在發生作用，而這一歷史的必然性又是與西方文化的命運聯絡在一起的。“文化的命運”，這個短語猶如一道靈光，令斯賓格勒頓時眼界大開，而1912年當他看到慕尼黑大學古代史教授奧托·澤克（Otto Seeck）的《古代世界沒落的歷史》一書的書名的時候，“沒落”一詞更是令他靈光乍現，“西方的沒落”呼之欲出，併成為他那部書的最後書名。
可以見出，文化沒落論並不是斯賓格勒的首創。實際上，那時，一方面伴隨著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運用，另一方面伴隨著軍國主義的崛起和社會主義思潮的湧動，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的思想界，普遍瀰漫著一種文化危機和價值重估的傾向：價值現象學思想家舍勒，社會學家韋伯，歷史學家特勒爾奇，詩人斯特凡·喬治，等等，他們都以一種濃重的悒鬱的筆調描述了黃金時代的遠去和完整性的消逝，並且一種新的知識學傾向也在他們當中悄然興起，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國民經濟學、詩學，皆在價值重估的基礎上對各自的研究物件和方法進行著歷史主義的重構。然則，他們的文化沒落論通常都回指著一個古代的時期，尤其是古典文化的沒落，現代時期的價值危機只有作為一種觀念投射才具有其意義。只是到了斯賓格勒這裡，“文化的沒落”才成為現代時期的一個可見的圖象而受到重視，斯賓格勒的任務，就是要透過引入比較形態學的方法，透過對不同文化形態作觀相的研究，來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沒落的歷史必然性，而現代民主政治、軍國主義、技術主義、大都市經濟等等都作為現代西方文化（文明）的歷史象徵被編織到一個整體的文化圖象中加以說明。
1912年，斯賓格勒在幾乎與世隔離的狀態下開始他的宏大的寫作計劃。兩年之後，世界大戰爆發，《西方的沒落》的初稿也趨於完成。和大多數的德國人一樣，戰爭期間，斯賓格勒的生活日趨拮据，時常連糧食、衣物和取暖等日常必需都難以維繫。他也曾兩次被召入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來。他住在幽暗的小屋裡，就著搖曳的燭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1917年，《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出版卻成了問題，在一個戰爭年代，誰能有足夠的耐心去看這樣一本艱澀而又令人沮喪的哲學著作呢？幾經失敗以後，1918年，臨近大戰結束之際，該書終於被維也納的一家出版公司所接受，初版僅印行了1500本。
斯賓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無狂傲地宣稱，他所要撰寫的不是學院裡以概念進行邏輯推導的哲學，而是有關“我們時代”的哲學，這一哲學所闡發的具有歷史重要性的觀念，並不是“產生於”某一個時代，而是它自身就“創造”這個時代。事實證明，斯賓格勒的自信決不是出於理論的自戀，而是根植於他對時代及歷史之脈動的深刻領悟。該書第一卷出版之後，立即引起轟動，不僅在學術界圈內，就連在圈外，上至政界顯要，下至一般百姓，都為這本書所宣講的觀念所痴迷，短短的幾年內，這本書銷出了近十萬冊。
但同時，這本書也遭到了來自學術界的激烈批評。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藝批評家、神學家等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對斯賓格勒的武斷和錯漏嚴加指責，這些指責大多是抓住《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中所涉的歷史與文化細節不放，而對其總體的方法論和精神的邏輯則保持刻意的迴避，而實際上，這種刻意的迴避正好暴露了這些指責的真實動機，即斯賓格勒的不可饒恕的錯誤與其是知識細節上的，不如說是他的文化形態學和歷史觀相學的研究從根本上動搖了學院裡固有的歷史偏執的學術傳統。作為回應，1922年，斯賓格勒一方面對第一卷重新修訂改正，加以重版，另一方面又整理出版了《西方的沒落》第二卷，總體的觀念與方法論一如既往，只是加以更具體的歷史的論證和展開。而在“修訂版序言”中，斯賓格勒更明確地指稱他的哲學是一種為未來的人而寫的“德國的哲學”，是基於人類的歷史與血氣的條件而對生命的真理的一種描述，對於那些只駐足於昨天的淺見之徒、對於那些無視生活的嚴峻現實的鴕鳥式哲學、對於那些只知道下定義而不懂得命運的悲觀論者，他的書決不是寫給他們看的。第二捲髮行以後，銷路也一直看好，到1932年十年間，賣出了近十萬冊。
1918年11月，《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出版後不久，德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次戰爭導致了德意志帝國的崩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