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1月，魏瑪共和國宣告成立。表面上，魏瑪共和國是一個議會制的民主國家，而在20年代初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是高唱繼續革命的左派和仍舊懷念君主制度的右派，兩派對所謂的“民主”和“共和國”皆無興趣：前者認為現行的所謂“議會民主”和“共和國”還是資產階級的，強調要透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後者則認為這所謂的“民主”和“共和國”是法國、美國的舶來品，根本不適合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精神。故而，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與複雜動盪的政治局勢相對應，在知識界也出現了各種左派和右派思潮，對民族和國家之未來進行爭鳴。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919年12月，因《西方的沒落》第一卷的出版而聲譽日隆的斯賓格勒又發表了《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這是一本有關德國的政論性著作，其所關注的問題是：戰後德國成立了議會制的魏瑪共和國，可當時德國政治中的兩大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激進的左派——對其都沒有興趣，這其中究竟有何緣故？斯賓格勒認為，這是因為兩派的相互誤解和相互對抗使得它們共同的敵人——議會民主制——坐收了漁人之利。在他看來，議會民主制乃是把英國的政治理想強加在德國人的身上，英國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極端個人主義的“成功的倫理”，是與德意志民族的要求個人服從於整體利益的“責任的倫理”背道而馳的。雖則按照基於每一民族之心靈的文化發展的命運或內在邏輯，德國舊式的君主政治已不適合於今天的時代，但源起於腓特烈一世的普魯士精神仍是未來德國謀求民族統一的道德基礎，這一精神的本質就體現在腓特烈一世的格言 “朕為國家的第一公僕” 中。斯賓格勒把這一社會理想稱作是“普魯士社會主義”的真諦。他認為，德國第一位有意識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馬克思。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英國式的，其要求用勞工階級來取代資本家的社會理想，不過是一種“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因為這一理想的倫理基礎仍是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個人主義，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應是在官僚制和愷撒主義的基礎上把民族或國家建立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另一方面，斯賓格勒又認為，民主制乃是本世紀的政治形式，這並非因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為它是必然的，是西方心靈發展的必然，故而，今日的保守主義者必須適應民主原則，必須適應這個“群眾”的時代，工人階級的領導人和有遠見的保守主義者應該把自己的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以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普魯士國家。
《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中的這些觀點顯然帶有一點折衷的保守主義的味道，因此在激進的左派和極端的右派那裡都得不到真正的認同，在學院知識分子的圈子中，也同樣受到嘲笑。這一點在緊接下來的一次辯論中可見一斑。
1920年2月，在一幫青年學生的籌劃之下，斯賓格勒同德國的另一位學術巨人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作了一次面對面的思想交鋒。這場交鋒自一開始似乎就對斯賓格勒不利，臺下坐著許多韋伯的狂熱擁護者，而韋伯的學院大師的身份對地位寒微但憑藉巫師般的預言暴得聲名的斯賓格勒無疑也是一大壓力，再加上韋伯的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令斯賓格勒全無還手之力。斯賓格勒一番簡短的講話後，韋伯開始發言，起先的態度還算溫文爾雅，對斯賓格勒的文化階段的劃分作了一通辯駁，並以自己十分拿手的中國宗教的例子指出了對手在這個問題上的無知和粗暴。接著，韋伯欠了欠身子，把臉朝向窗外，對斯賓格勒的預言加以嘲諷說：“我從視窗看到了外面，一邊說著‘現在陽光燦爛！’一邊以深沉的表情對我的那些虔誠的信徒說，‘諸位，請確信未來某個時候會下雨吧！’”進而又針對斯賓格勒對馬克思的預言的批評，韋伯說：“然而，被您大罵一通的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並不是完全如您所說的那樣，假如今天馬克思重新從墳墓中走出來巡視的話，即使發現自己的預言有二三個重要之處不斷產生誤差，但是下面那句話仍有著充分的說服力，這就是‘真誠就是我的化身’。”有關這場辯論中的是與非，我們在此沒有辦法作詳細的討論，但我們需要指出兩點：第一，韋伯對馬克思的辯護並不表明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早在1918年，他在維也納就作過一次題為《對唯物史觀的實證批判》的講演，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批判。第二，斯賓格勒和韋伯都是這個時代掀起“學術革命”的領頭人，但兩者的學術路向迥然不同，前者是直觀的、體驗的、詩性的，而後者是分析的、理性的和科學的，在方法論上，前者是形態學的，以生物學的隱喻來思考文化有機體，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