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夠看到它。每一種植物經由習性而與所有其他植物區分開來，不論是其生存的每一部分或是每一階段。我們可以把這個有用的術語運用於我們有關偉大的有機體的觀相學，用它來言說印度的、埃及的和古典的文化、歷史或精神的習性。在這個方面，習性的某種模糊的暗示常常是風格（style）概念的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談及某一文化在宗教、理智、政治、社會或經濟等方面的“風格”，我們不是要強化而僅僅是想明確和加深那個詞。空間中的生存的這種“習性”——包括個體的人的行為、思想、品行和氣質在內——在整個文化的情形或生存中涵蓋了高階的生命表現的總體。對某些特定的藝術分支的選擇（例如希臘人的圓雕和壁畫，西方人的復調音樂和油畫）和對另一些分支的堅決拒絕（例如對阿拉伯人的雕塑的拒絕）；對秘傳宗教（例如印度人）或大眾宗教（例如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偏愛；對演說術（古典人）或寫作（中國人、西方人）的偏好，這一切，作為精神交流的形式，全都是風格的體現。同樣地，那五花八門的服裝、行政制度、運輸、社會禮節等等亦是如此。古典世界的所有偉大人物形成了一個自足的群體，其精神習性與阿拉伯人或西方人的所有偉大人物的精神習性可以說是涇渭分明。我們甚至可以比較一下歌德和拉斐爾（Raphael）與古典人，在後者那裡，赫拉克利特、索福克勒斯、柏拉圖、阿爾西比亞德、忒密斯多克利、賀拉斯（Horace）、提比略�berius）等，全都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歸為一家人。每個古典的大都市——從西西里的敘拉古到帝國之都羅馬，皆是同一生命感的體現和感覺圖象——在佈局和街道設計方面，在它的公共與私人建築的語言方面，在其廣場、衚衕、庭院、建築立面的型別方面，在城市的色調、喧鬧聲、街景和夜生活方面，皆與印度、阿拉伯或西方的世界城市有根本的不同。巴格達和開羅的氣氛在被征服以後很久仍可在格拉納達（Granada）感受到；甚至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馬德里整個地就是現代的倫敦和巴黎的觀相標記。而在這類事物的每一種差異性中，都存在著一種高度的象徵主義。對比一下西方的直線透視和街道排列的傾向（例如盧浮宮的香榭麗舍大街的林蔭道、聖彼得教堂前的廣場）與薩卡拉大道（Via Sacra）、羅馬廣場（Forum Romanum）和雅典衛城那幾乎故意的複雜和狹窄，就可看出，後者的各個部分的排列是不對稱的和沒有任何透視的。甚至城鎮的設計——不論是哥特式的毫無規劃，還是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時代的有意識的規劃——也反映了與數學相同的原理：在一種情形下是萊布尼茨式的無限空間的數學，而在另一種情形下是歐幾里得式的各自分離的物體的數學。但是，進一步地，其確定的生命綿延期（life…duration）和其確定的發展速度，也都屬於某一類的“習性”。這兩者都是我們在一種歷史的結構理論中不得不考慮的特性。古典生存的節奏不同於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節奏；我們完全可以稱希臘和羅馬是“行板”（andante），而稱浮士德精神是“活潑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
當把生命綿延期的概念運用於一個人、一隻蝴蝶、一棵橡樹、一片綠葉的時候，它其實包含了一個特殊的時間值，而與個別情形中的所有偶發事件完全無關。十年只是生命的一瞬，這對於所有的人來說，幾乎是同等的，而昆蟲的變形在個別的情形中總是確切可知的和可以預測的幾天的事。對於羅馬人來說，“孩童期”（pueritia）、“青春期”（adolescentia）、“壯年期”（iuventus）、“成年期”（virilitas）、“老年期”（senectus）等概念具有某種幾乎數學上的確切意義。毫無疑問，未來的生物學將——與達爾文主義即解釋物種起源的因果的適者生存原理相反——把這些預先規定好的生命綿延期看作是其問題的一種新解釋的出發點。一代的綿延期——不論其本性如何——乃是一個具有幾乎神秘的意義的事實。
因此，這些關係對於所有的高階文化也都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說，迄今為止，它們仍未被認識。每一文化，一種文化的每一青春期、成熟期和衰敗期，一種文化的每一內在的必然階段和時期，皆有一確定的綿延期，這綿延期總是相同的，總是隨同某一重要的象徵一起反覆出現。在本書中，我們無法解開世界的這一最為神秘的聯絡，但隨著我們的討論的深入，那些事實將會反覆地出現，並將告訴我們它們在這裡隱藏有多少秘密。所有文化的引人注目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