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被看作是不可動搖的和完滿的。
問題不僅在於這一框架限制了歷史的領域。更糟的是，它左右了歷史舞臺。西歐的領地被當作堅實的一極，當作地球上獨一無二的選定地區——不為別的，只因為我們生長在這裡；而那些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偉大歷史和悠久的強大文化都只能謙卑地繞著這個極在旋轉。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系的自然中心，並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裡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世界歷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雲散。
我們得感謝那一欺騙提供給我們的大量視覺幻覺（日久天長便習慣成自然），藉助它們，那幾千年的遙遠歷史，例如中國和埃及的歷史，便被縮小為純粹的插曲，而在其緊鄰的我們的位置，自路德（Luther）尤其是自拿破崙以後的幾十年歷史，則如巨型怪影般（Brocken…spectres）傲然聳立。我們完全清楚，那高階的雲層或遠方的火車看似移動得很慢，其實只是一種表象，可我們相信，早期的印度人、巴比倫人或埃及人的一切歷史的發展速度�mpo），實際上遠比我們自己不久的過去的發展速度要慢。我們還覺得它們是不實在的，比較沉悶和淡薄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考慮（內在的和外在的）距離的因素。
不言而喻，對於西方諸文化而言，雅典、佛羅倫薩或巴黎的存在，遠比洛陽或華氏城（Pataliputra）重要。但是，依據這樣的一種評估來建立世界歷史的框架行得通嗎？如果可以的話，則中國的歷史學家大可建立另一個世界歷史框架，在那裡，十字軍、文藝復興、愷撒、腓特烈大帝等都無足輕重，只要一筆帶過。從形態學的觀點看，我們的18世紀憑什麼要比它之前的六十個世紀更為重要？把短短几個世紀且完全侷限在西歐的“近代”歷史同上下數千年的“古代”歷史對立起來，並且還把大堆的前希臘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積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審查，也不加整理，僅僅是作為附錄，這樣做不是極其荒誕可笑嗎？這決非誇大其辭。為了維持此一蒼白無力的框架，我們不是已經把埃及和巴比倫——它們各自都有一個獨立自足的歷史，與我們的從查理曼到世界大戰的所謂“世界歷史”相比，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列為古典歷史的序幕了嗎？我們不是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把印度和中國文化那深廣而複雜的內容都貶抑為腳註了嗎？至於偉大的美洲文化，我們不是藉口它們不“相稱”（與什麼不相稱？）而整個地加以漠視了嗎？
對於這一流行的西歐歷史框架——它使那些偉大的文化全都繞著以我們為所有世界事變的假想中心的軌道執行——最恰當的稱名莫過於歷史的托勒密體系（Ptolemaic system of history）。在本書中，我將提出一個替代的體系，我認為可以稱之為是歷史領域的哥白尼發現，因為它不認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優越的地位——它們都是動態存在的獨立世界，從分量來看，它們在歷史的一般圖象中的地位並不亞於古典文化，而從精神之偉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來看，它們常常超過古典文化。
七
“古代…中古…近代”這一框架的最初形式是麻葛式（Magian）的世界感的產物。它最初出現在居魯士（Cyrus）以後的波斯教和猶太教中，它從《但以理書》有關世界四紀�e four world…eras）的教誨中接受了一種啟示錄的意義，爾後在東方的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的宗教中，尤其是在諾斯替體系（Gnostic systems）中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歷史。
這個重要的概念，雖然將其心智的基礎侷限於狹窄的限度內，其本身卻是無可指責的。印度的歷史甚或埃及的歷史都不包括在其主張的範圍內。對於麻葛式的思想家來說，“世界歷史”這個表達意味著一幕獨特的、最富戲劇性的戲劇，其舞臺迤邐於希臘至波斯間的大陸，在這戲劇中，東方那嚴格的二元論世界感不是表現在同時代形而上學的諸如“靈魂與精神”、“善與惡”這類兩極的概念上，而是表現在有關世界的創造與世界的衰滅之間的時代變遷的災變形象上。
我們發現，一方面在古典文學中，另一方面在聖經（或這一特殊宗教體系的其他聖書）中得以穩固的那些要素，沒有一個不出現在這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