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詞和概念的（正式）歷史同它們的命運的程序混為一談了，由此而忽視了發生於那一程序中的、深具象徵意義的含義變化。當阿拉伯心理學家——例如穆爾塔達（Murtada）——討論多種“意志”的可能性的時候，一種意志是同行動結合在一起，一種意志是在行動之先獨立存在的，還有一種則跟行動沒有任何關係，再有一種意志只是意欲之母，顯然，他們是在更深刻的含義上和在結構上全然不同於浮士德心靈意象的心靈意象的基礎上使用那個阿拉伯詞的。
對於每個人來說，不論他屬於哪一種文化，心靈的要素就是一種內在神話中的神。宙斯是對於外在的奧林波斯山而言的，νουs（努斯）是對於內在世界而言的，每個希臘人全都知道他擁有的這種東西，是其他心靈要素的加冕之王。“上帝”是對於我們而言的，上帝作為廣袤的世界、宇宙的大能、永遠在場的創造者和提供者，也就是“意志”——從世界的空間到心靈的想象空間都有所反映，且必然是作為一個實際的在場被感覺到。與麻葛文化的小宇宙中的二元論、與羅阿克（ruach）和尼斐施（nephesh）、普紐瑪和靈魂必然地聯絡在一起的，是大宇宙中的上帝和魔鬼的對立——對波斯人來說是奧爾穆茲德（Ormuzd）和阿赫利曼（Ahriman），對猶太人來說是雅赫維（Yahwe）和別西卜（Beelzebub），對穆罕默德的信徒來說是安拉（Allah）和埃不里斯（Eblis）——簡而言之，是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的對立。並且請進一步注意，在西方的世界感中，這些對立的雙方是怎麼樣聯結在一起的。意志的出現，要依據“理性”與“意志”之間誰是第一性的哥特式鬥爭的情形而定，當其成為精神一神論的中心時，魔鬼的形象就會從實際世界中消失。在巴羅克時代，外部世界的泛神論也直接導致了內在世界的泛神論；作為“世界”之反題的“上帝”這個詞總是——不論在這樣或那樣的情形中如何受到干擾——確切地意指著與心靈相關的“意志”一詞所指謂的含義，也就是：影響著處在其領域內的一切的力量。我們的思想一當為了科學而拋棄了宗教，我們就在物理學和心理學中獲得了雙重的概念神話。“力”、“質量”、“意志”、“情緒”這些概念，都不是依據於客觀的經驗而是依據於一種生命情感而生的。而達爾文主義不過是這種情感的一個特別膚淺的表述。希臘人就不會像我們的生物學這樣在一種絕對按部就班的活動的意義上使用“自然”這個詞。“上帝的意志”對於我們是一個累贅的修飾——上帝（或如有人說的：“自然”）不過就是意志。文藝復興以後，上帝的概念擺脫了舊的感覺的和個人的特徵（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近乎是數學的概念），逐漸地變得與無限空間的概念同一了，並在變得這樣的時候變成了超越性的世界意志。因此，在1700年左右的時候，繪畫不得不讓位於器樂——這唯一的藝術最終必能明確地表達我們對於上帝的感受。請考慮一下與此相反的荷馬的神的情形。宙斯被特別強調不具有支配世界的全部權力，而只是“primus inter pares”（同類中的最先者），是眾實體中的一個實體，這是阿波羅式的世界感使然。盲目的必然性，古典意識的宇宙秩序中所固有的阿南克，決不依宙斯而定；相反，是神從屬於阿南克。埃斯庫羅斯在《普羅米修斯》的一個有力的段落中很率直地說到了這一點，甚至於在荷馬那裡，就能很清楚地感覺到這一點，例如在“眾神的爭吵”那一節，在宙斯拿起命運的天平——不是為了決定而是為了獲悉赫克托爾的命運——的那個關鍵段落裡。因此，古典心靈及其各個部分和它的屬性，只是把自己想象為居住著幾個小神的奧林波斯山，並且，讓這些部分相互保持和平和和諧，此乃是希臘人的σωφροσυνη（剋制）和αταραξια（鎮定）的生命倫理的理想。有許多哲學家透過稱心靈中最高階的部分即νουs（努斯）為宙斯主神來表達過這種聯絡。亞里士多德賦予了他的神靈以獨特的θεωρια（思）即沉思的功能，這也是第歐根尼的理想——這是一種完全成熟的靜力學的生命，與我們的18世紀的理想中那同等成熟的動力學的生命正好相反。
因此，心靈意象中被稱作“意志”的謎一般的某物，或者說第三向度的激｜情，是巴羅克時期十分特殊的創造物，就像油畫的透視法、近代物理學的力的觀念和器樂的音調世界一樣。在每一情形中，哥特時期就已經預示了這些理智化的世紀最終趨於完滿的東西。在這裡，我們試圖考慮與所有其他生命的特色（cast）相矛盾的浮士德式的生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