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部分(3 / 4)

小說:西方的沒落 作者:蝴蝶的出走

我們所必須做的,就是要牢牢地立足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意志、空間、力、上帝這些重要的詞彙,是以浮士德式的情感的內涵為支撐,且充滿了這種內涵,它們是一些象徵,是維繫偉大的和同源的形式世界——這些東西就在這一形式世界中表現自身——的有效框架。迄今為止,一直有人相信,在這些方面,他們所牢牢掌握的是一系列的永恆事實,是事實本身,它們遲早會被批判性的研究的方法認真地看待、“認識”和證明的。自然科學的這一幻覺,心理學也有份。但是,認為這些“普遍有效”的基本原理僅僅屬於巴羅克風格的理解和領會,認為它們作為表現形式只具有暫時的意義,並認為它們只對西方型別的才智之士是“真實的”,這些觀點改變了那些科學的整個意義,使我們覺得它們不僅是系統的認知的主題,而且在更高意義上也是觀相研究的物件。

巴羅克建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開始於米開朗基羅用動力學的要素即力和體量取代文藝復興時期的構造學要素即支撐和負重的時候。布魯內萊斯基在佛羅倫薩修建的帕齊禮拜堂表現了一個開闊敞亮的組合,而維尼奧拉在羅馬修建的耶穌堂(Gesù)的正立面則是變成了石頭的意志。那一新的風格因其教會的形式而被命名為“耶穌會”教堂,而實際上,在維尼奧拉和札柯摩·德拉·波爾塔(Giacomo Della Porta)的成就與代表著教會純粹而抽象的意志的伊格那提烏斯·羅耀拉修會的創造之間,確有一種內在的關聯,如同在那一修會的不可見的運作和無限的範圍與積分和賦格曲的藝術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絡一樣。

因而,從此以後,如果我們談到心理學、數學和純物理學中一種巴羅克甚至一種耶穌會的風格,想必讀者不會感到驚訝。動力學的形式語言——用容量和強度的能量對比取代質料和形式的無意志的身體的對比——乃是那些世紀的所有心智創造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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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文化的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他已創造的心靈意象所要求於他的東西?如果我們今天能夠十分一般地把西方物理學的主題闡述為是效應空間,那我們事實上也就已經界定了當代人所具有的生存的種類、生存的內容。具有浮士德的本性的我們,習慣於在我們的生命體驗的領域根據個體的效用而不是根據他的雕塑般的靜態外表來考察他。我們根據一個人指向內部或外部的活動來衡量他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整個地根據這種定向來判斷所有的意向、理性、力量、信念和習慣。我們用以歸納這個方面的詞就是性格。我們習慣於談論頭部和風景的“性格”;裝飾、筆觸和手法的“性格”;整個藝術、整個時代和整個文化的性格。富有特色的藝術首先是巴羅克音樂——在其旋律的方面和樂器的方面都是一樣。在這裡,又一次,一個詞成為一種不可言狀的東西、一種在所有文化尤其是浮士德文化中所強調的東西的暗示。“性格”這個詞與“意志”一詞之間的深刻關係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意志屬於心靈意象,性格屬於生命圖象,西方的生命觀對於西方人來說是自明的。人皆有性格,這是我們所有的倫理體系的基本命題,雖則它們在其形而上的或實踐的律令方面有所不同。性格是在世界的川流中——個性,生命與行動的關係——形成自身的,性格是人對人所產生的一種浮士德式的印象;尤其富有意義的是,正如在物理學的世界圖象中已經證明(儘管要經過最嚴密的理論考察)把力的向量觀念跟運動的觀念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向量天生具有方向的品質)一樣,想在意志與心靈、性格與生命之間給出一個嚴格的區分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文化的盛期,確切地說是自17世紀起,我們就把“生命”這個詞看作是意欲的一個純粹而簡單的同義詞。諸如生命力、生命意志、活力這些表述在我們的倫理文獻中隨處可見,它們的意義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可如果是在伯里克利的時代,甚至都無法把它們翻譯成希臘人自己的語言。

迄今為止,任何一個要求普遍有效性的道德信念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每一種文化作為一個高階的同源的存在,都具有與其自身相適合的道德構成。有多少種文化,就有多少種道德。尼采是第一個提及這一觀點的人;但是他沒有再進一步去提出一個超越“善”(所有的善)與“惡”(所有的惡)的道德的真正客觀的形態學。他依據他自己的尺度評價了古典的道德、印度人的道德、基督教的道德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道德,而沒有把它們的風格理解為一種象徵。不過,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探測到道德本身的原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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