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定是西方人的歷史觀。然而，我們似乎只是現在才成熟到足以進行這樣的研究。人類作為一種能動的、好戰的、不斷進步的整體的概念，對於我們來說是（而且自弗洛里斯的喬基姆和十字軍以來就一直是）如此必要的一個觀念，以致我們發現，它實際上很難意識到自身只是西方所特有的一種假設，只在一個季節顯得生動和有效。例如，對於古典的精神來說，人類似乎只是一個靜止的集合體，因此，它有一種完全不同的道德，我們可以從荷馬時代一直追述到羅馬帝國時代。更一般地說，我們將發現，浮士德式的生命感的巨大能動性，幾乎只有中國人和埃及人的生命感堪可匹敵，而古典的生命感的極端消極性，大概只有印度人的生命感可以一比。
如果說曾經有一群民族一直在面對面地進行著“生存之戰”，那一定是古典文化。所有的城市，不論大小，相互進行著不懈的戰鬥，沒有任何計劃或目的，沒有任何仁慈之心，只是在完全反歷史的本能的刺激下進行著生死較量。但是，希臘倫理學——除赫拉克利特以外——並沒有把鬥爭定為倫理原則。斯�